“神中之神分出自己一小片心灵，使它如野花一般芬芳，月色一般柔和，微风一般清新。”
“神中之神终于把自己的心灵同人类联系在一起了，怀着包容一切的爱的感情，他不由露出了微笑，带着满脸泪痕。”
――1993年第6期《读者文摘》卷首语刊出黎巴嫩“艺术天才”卡里・纪伯伦文章《心灵》的首尾段。
1993年夏季，25岁的我从乡下到市里出差，在书报亭看到了一本叫《读者文摘》的月刊杂志，封面上一位外国母亲像袋鼠一样怀抱着自己的婴儿，满脸的慈爱祥和。白底的封面简洁、素雅、大方，顺手翻看卷首语，便被这篇隽永雅致、充满爱的芬芳的文字深深吸引住了。从此这本杂志便与我结下不解之缘，也就是这一期后，《读者文摘》更名为《读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社会矛盾凸显，各种思潮日新月异，多元文化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周围的人群中有一夜暴富挥金如土包养情妇的；有身居高位贪赃枉法锒铛入狱的；有为争家产兄弟反目大打出手的,等等现象不胜枚举,这些现象颠覆了学生时期老师和书本传输给我的道德、价值理念。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父亲去世，母亲远离，种种困惑、迷茫和孤独以及工作的乏味时时向我袭来，让我苦闷、让我彷徨、让我无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手里的这本《读者》像甘霖一样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像灯塔一样指引着我前行的道路，像音乐一样让我在抚慰中倾听智者的诉说，擦亮自己的眼睛，客观清醒地认识社会和了解自己。
作为一本普通的杂志，《读者》始终把爱当作永恒的话题去诠释，所选的每篇文章都闪烁着真、善、美的光辉。无论社会如何变革，无论各种价值观念如何冲击，这种不变的坚守和承诺足以抵御金钱名利的诱惑。二十年来，沉醉在《读者》的世界里，我仿佛是春天花园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被亲情、友情、爱情包围着，是《读者》教会了我感恩，让我知道感恩不仅仅是感谢恩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善于发现美并欣赏美的道德情操。
每天上下班经过的那个书报亭，是我每月都要光顾的地方，每当有了新的《读者》，报亭的大姐总会微笑着举着它向我挥动。摩挲着散发墨香的新一期《读者》，我就像约会久别的亲人一样，心里涌动着欣喜、爱恋和甜蜜。深夜人静万籁俱寂，倚靠着卧室的床头，沏一杯清茶，在柔和的灯光下，慢慢品读，灵魂就像在山泉里洗过一样清新、纯净、凉爽。列车奔驰的旅途中，一本《读者》让我远离了车厢里的嘈杂，在未曾到达异地赏览风光之前，我已醉心于心灵深处那旖旎的风景，一路的奔波不是旅途劳顿而是一路的芬芳……
关于友情，《读者》曾在2004年第21期《一枚见证纯洁友情的胸针》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演戏他们相识，因为她那迷人的眼神让他陡生爱恋，而他对她细心而充满柔情的呵护也让她心生爱意。正如原文所写“他们是不是已经闻见了彼此的心香！这是一种爱情的香味吗？让人陶醉、甜蜜、慌乱而又怅惘。”然而从小受到父母离异伤害的她对离了婚的他有种本能的害怕，因此远远地离开了他。1954年在她结婚的时候，他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枚蝴蝶胸针。1993年，63岁的她在梦中飞走了，而他来了，他来看她最后一眼――他心中那个永远娇小迷人眼睛里盛满忧伤的女孩。2003年，在举行她生前衣物、首饰慈善义卖活动时，87岁高龄的他拄着拐杖买回了那枚陪伴她40年的胸针，又把它别在自己的胸前――那一年他送她的蝴蝶胸针现在它又温暖着他的胸膛。他们就是饰演《罗马假日》的奥黛丽・赫本和格里高利・派克。他们超越爱情之上的纯洁友谊永远让这个世界为之唏嘘动容。
友情，因为超越而变得崇高和圣洁。友情，因为圣洁和崇高才有了分量。
20多年来，《读者》给我最大的启迪就是当别人把获得钱财的多寡当作人生成功的标志的时候，我仍固执地把能否“坚守”――坚守人格、品行和道德当作成功的标志。就像2003年第7期《静水流深》一文中最后写到：静，就是生命的完满；水，就是生命的本源；流，就是生命的体现；深，就是生命的蕴藉啊……
“5.12”汶川大地震，当年《读者》第11期已经付印，第12期已经成样，但编辑们重新编排，加班加点。刊登了《孩子，来生我们一起走》、《祖国在上》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文章。这些担当不仅使我浸淫在情和爱的包围中，还激励我去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努力追求自我卓越。
《读者》伴我20年。通过《读者》，我了解了巴金、胡适、沈从文等大师的生活轶事和情感历程，并从他们的故事中领略了灵魂的崇高尊贵和爱的温暖芬芳。
感谢《读者》，她让我认识了张丽均、毕淑敏、周国平等散文大家，那清澈、温暖、富有哲理的文字让我品味着爱情如花，婚姻似碗；让我用感恩的心去珍惜每一束阳光，去呵护弱小动物，去关爱路边的小草，去倾听花开的声音，去亲吻故土的炊烟，去享受平淡的幸福……
《读者》，这激扬智慧，抚慰心灵，蕴藏着精神力量和人性之美的食粮,将伴我度过漫漫长路，直到永远……
（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