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太多了，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作品太多了，浩如烟海眼花缭乱。然而，有几部或几篇作品能够真正走入我们的内心，引起认同和共鸣，被深深铭记呢？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深有感触道，“过多的文采使人渴望素净。”
这一点，不仅是众多读者的困惑所在，也是诸多名家学者曾经的教训、常常“跌跟头”之处。
季羡林先生回忆说，他在德国读书期间写博士论文，论文写成了，他认为干巴巴的，没什么文采，于是狠下了一番工夫，写了洋洋万言的一篇“导论”，决意要“炫学”，表现一下文采，给教授露一手。就在他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等着教授褒奖的时候，孰料，教授在他的“导论”前画了一个前括号，文后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统统删掉，一字不要，教授说：“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此举季先生说对他而言无异于“晴空霹雳”、“棒喝”，他却欣然接受，因为这一棍打得好，使他毕生受用不尽。
老作家汪曾祺也曾在多篇文章里回忆，说他初习写作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甚至很“玄”。他的老师沈从文看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他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真实。他以后一定是将这教导作为终生写作的宗旨和目标孜孜以求的，否则，脱离了生活现实，脱离了观察体验，他的笔下断然是生不出像《异秉》中谦逊乐业的王二、《邂逅》里默契安然的卖唱的父女、《受戒》中纯真伶俐的明海小英子、《大淖记事》中善良苦命的巧云十一子，这些精细入微、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而又敦厚淳朴、可爱可敬的人物的。沈从文这样教导他的学生，更是身体力行，他说：“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沈从文写作，三十个年头，头一个十年，是他所谓的“试验阶段，学习使用文字阶段”，他说他的作品是一些“习作”。沈先生认真的精神谦逊的态度确令我辈写作者听之汗颜，不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有几人肯像先生那样，花工夫，耐下性子，平心静气，沉潜意念，“十年磨一笔”呢？
作家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写道，他年轻时写诗，苦思冥想地寻找诗句，但往往写成了让编辑去审，编辑却说“我是把充满了诗意的每一句写成了没有诗意的一首诗”。自后，他放弃了写诗，改写小说，那时所写的小说追求怎样写的有哲理，有观念，怎样标新立异，现在看起来，“激情充满，刻意作势，太过矫情”。又谈到古代大作家的诗文，他说，“比如李白吧，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大白话么，太简单了么，但让自己去写，打死就是写不出来”。
贾平凹这样期许并评价自己的小说《古炉》，“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有一群人在那个村子过着封闭的庸俗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的日子，发生着就是那个村的故事，甚至还觉得这样的村子和村子里的人太朴素和简单，太平常了，这样也称之为小说，那他们自己也可以写了，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功”。一位作家如此低姿态，使人出乎意料，他的坦诚实在更令人感动。我想他确是成功了，作为他笔下小说所取地方原型的“烧制瓷器的那个古炉村子”的铜川陈炉人，他所还原复活的确是我小时候记忆中那个模糊又熟悉的农村，同样的充满了鸡毛蒜皮、飞短流长，乱糟糟、闹哄哄、轰轰烈烈的，似乎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儿和撒不完的精力的农村的模样，连记忆里村里那些相熟的老老少少形形色色的人也能在小说人物中对号入座，找到他们的魂灵和影子。
董桥说：“人心是肉做的，我相信文字也是。”穆涛谈到写作，认为首要便是“说人话”。其实，作文就像做人，还须不忘本真，老老实实，干干净净，自自然然，守正出奇。过度的涂脂抹粉，叫人难识本色；一味的忸怩作态，令人恶心生厌；始终的慷慨激昂，叫人心率失常；餐餐的海参鲍鱼，使人“好吃难以消化”，这些都不是做人或作文应有的常态。说到底，文章的源泉、生命力还在于真实、真诚、朴素，能打动人心，否则，自己说的话自己都不肯相信，又有谁愿听、愿信呢？怕只能骗鬼去了。
你看，山无言，水无语，它们在那儿，都以最朴素、原始的面目示人，可有谁认为它们不美呢，又有谁不乐意与它们亲近呢。
（作者系西汉分公司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