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离开我十多年了,一直想写篇关于叔父的祭文,以寄托我对他的哀思,但每每动笔,却不能自己,或未下笔倒先泪流双颊,于是只好作罢。周末,我静坐电脑桌前,努力克制情绪,任由怀念的思绪汹涌而来,叔父的音容笑貌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叔父经受了无数生活和工作的磨难。小时父亲离世,是兄长一手扶持他最后在三原县上完了高中,这在解放前耀县那个相当落后闭塞的小山村是多么稀罕的一件事。我记得小时家里有很多书,但可惜在“文革”中被塞进炕洞付之一炬。叔父从教多年,同时仍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即使晚年在视力极不好的情况下,仍然读书看报,历史、政治、文学、地理无不涉猎,令我们晚辈敬佩。一次我和侄子从部队回家看望他,聊到去海南经过琼州海峡时说错了地名,叔父立即更正,并引申开去讲了很多,从此事可见叔父知识的丰厚。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电视上播放日本儿童动漫片《变形金刚》,叔父说,别看那是娃娃看热闹的,其实是日本人的心理写照――扩军、好战、侵略别人的贼心不死,如今看来,证明叔父当年看问题之尖锐透彻!
叔父一生除过教书,再就是干体力活,传统的农活耕拉耙种、扬场(借用自然风把麦子和麦糠杂物分开)铡草摇耧,样样都是行家里手。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像愚公移山一样,一一,前后挖了四五年,打了五孔窑洞,当作新家,期间辛劳难以想像。窑洞冬暖夏凉,叔父从此就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师首当其冲也在被批斗之列,更何况他是国民党“三青团员”,在全县教师集训期间没少受批斗,戴上高帽子游街,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也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力,在学校干起了烧水、敲铃的差事,直到文革结束后,叔父蒙冤的事才得以甄别,恢复了教书。叔父后来对我说,当年怎么入的“三青团”他自己根本说不清,更别说参加过什么活动了。近看史料,被誉为中共红色间谍“后三杰”之一的、曾在胡宗南手下任高参的申健,就是陕西三青团的书记。
叔父对我恩重如山,我是在叔父的关爱和呵护下成长的,他为了我,倾注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奉献了父辈无私的爱。同时,叔父的言传身教为我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我终生受益。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周末都要在县城买上两个玉米面豆包回家让家人吃稀罕,最先吃的和吃的最多的肯定是我。1964年,叔父从白家庄中心小学校长调到离家十几里路我们公社所在地的高小任教导主任。那年9月,我10岁随他去上高小,每晚,我会把灯罩擦净添满煤油,叔父在主位上备课批改作业,而我坐在一端学习,尽管是煤油灯,同学中也只有我才能享受上。冬天,我会早早为炕洞填上柴把炕烘热,每晚能睡上热炕,很令住宿生们羡慕不已。那时,学校老师每天伙食费二角六分钱,但一学期仍能吃到一两次水盆羊肉,第一次看到那满满的一铁锅羊肉汤,再泡上极少吃到的白面馍。与那冰冷坚硬的玉米疙瘩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即使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每每想起那一幕,也会不由自主的渗出涎水。几十年来,从来再也没有吃过那香飘四溢、鲜美无比的羊肉汤。
叔父对学生学习要求很严格,对我更无例外。那时作文、周记都是用毛笔书写,他批改我的作文,既看内容也看书法,如果说今天我的毛笔字还有一些功力的话都是那时打的基础。记得一次写作文把“挖”字右边穴的下边的“乙”写成了“九”,连续改了三次都是红叉,最后借助同学的字典,才知道用“九”就是错字。直到今天,每每打扑克“挖坑”玩,就想起了当年写错“挖”字的情景。他寄希望我能上更多的学,掌握更多的知识,以后有个不错的工作。当我考就高中后,在家里人还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叔父竟花8元钱给我买了个红金丝绒盒装的“英雄”牌金笔,他的期望尽在不言中。在当时陷入了全面瘫痪无学可上的情况下,我参军寻找出路。在我从军的日子里,家里和我通信最多的是叔父,他大多时候来信都是教诲我要做善良忠厚、品行端正、积极上进的人,既然当兵,就要当好兵,寄希望于我能端上国家的饭碗,最担心我复原了回家种地给架子车引路。我的原名叫“禄寿”,父亲的意愿不言自明,上小学后,叔父为我改名叫“志瑜”,几十年来我对自己的大名一直引以为荣,瑜――美玉无瑕,寓意要我的品行、志向像美玉一般晶莹剔透,光彩照人。
叔父也是位有福之人,生在大年三十,逝在正月初三,多少人有此福命?我说叔父晚年精神是幸福饱满的,是因为他患病后,得到了婶娘、二嫂的精心照料,叔父从生病到全身瘫卧十多年,身上没有一点褥疮,他们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小妹在县医院工作,经常将叔父接去医疗,使得叔父的痛苦大为减轻,更延长了他的寿命,凡是知情的人都赞不绝口;侄儿(女)们尽管工作很忙,都能常回去看望爷爷,为爷爷带去幸福和快乐。叔父为我付出了很多,但我却没尽过一点做侄儿的孝心,特别是在他患病瘫痪多年期间,由于工作原因我未能回家守候在炕边伺候他,这也便成了我今生今世的遗憾。
(作者为交通集团通宇公司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