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古道，脑海里总能响起远去的驼铃声和杜甫“车辚辚，马萧萧……尘埃不见咸阳桥”，以及“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等诸多诗人有关古道车马、江河舟楫的壮美诗句。作为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在它开通前后，交通运输工具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丝绸之路上都用过哪些运输工具，这些水陆交通工具种类繁多，承载着厚重的人类文明，一路前行，在历史的长河留下了斑驳陆离的色彩。想必，这也是交通人十分关注的有趣之事。
追溯古丝路脉络
早期交通的发展，是人类距今最久远的富于开创意义的成就之一。最原始的道路和航线，形成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留下的最初的印迹。
从西周开始，在都邑间有计划地开辟修建宽阔平直的城邑道路和野途，史称“周道”。
秦汉的交通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秦汉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强大支柱。秦汉交通道路的分布为以后2000多年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曾长期为帝王都城的长安周围地区更是如此。
盛唐是驿路交通的鼎盛时期；宋、元、明、清时长安四出的官马大道，既有因素继承，也有改动变异。
2100多年前，张骞从长安出发前往中亚，开辟了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远去的驼铃声，见证了古丝绸之路的艰难和贸易往来的辉煌。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响应。
历史上关于丝绸之路的说法很多，但一般认为沙漠绿洲之路是主线。即从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西亚并通往欧洲的道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以中国起点，东通日本，朝鲜半岛，西经东南亚，印度洋地区，直至西亚和东北非。扬州、明州（宁波）、泉州、番禺（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四大港口。
史学家以张骞出使西域作为正式开通的标志，不是说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而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是官方行为。民间商业贸易比这更早。比如，从新疆到内地的“玉石之路”，至少在商代就存在。更早的东西方交流，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标志是东方的小米传到了中亚、西亚，而西亚的小麦传到了黄河流域。这说明那时东西方已经有了交通，有了交流。
丝路沿线的水路交通工具
古代水上交通运输工具，主要为舟楫排筏。周、秦、西汉、隋、唐在长安及其附近（沣镐、咸阳）建都时期，由于京都所在，车马辐辏。漕运兴起后，东方及东南方的漕船在渭水――黄河上往返不断。此一时期京都长安出现的车船是全国车船的缩影。
宋、元、明、清时代虽不在长安建都，但关中大道是中原通往西北、西南边城的交通咽喉，各地车船仍往来不断。
渭水从陕西八百里秦川穿过，它是黄河的第一支流，古代的渭水――黄河――汾水航线，渭水――黄河――济水航线，渭水――黄河――鸿沟航线等3条水路，很早就有通行舟楫排筏的记载。
渭河、黄河航线何时出现舟楫，史无明文记载，但从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船形壶”来看，远在距今5000年前后，渭水就有舟楫活动。文献记载黄河――渭水航线在夏商时已出现舟楫，《易经・系辞》说：黄帝刻木为舟，剡木为辑，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涣”就是木浮水上，象征着船与筏。
此后，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居民，关于驾舟的记载就不绝于史，如《论语・宪问》中就载夏后氏时代就非常善于驾船，其技艺之高，往往与羿善射对应。到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船的记载，当时的船与后世使用的小渔船和小游船相似。
到周代，长安水域已出现了较大型的舟船，有的甚至要许多人划桨才能行进，如《诗经・大雅・域朴》：渭彼泾舟，丞徒楫之。就是说泾河中的船，要众人划桨才能行进。而且，春秋战国时期的船，除一般小舟外，已有了大的多层船等样式，汉武元狩三年（前120年），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筑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训练水兵，建立了一支名为“楼船”的水军部队。舟船的发明制造，是由独木舟、排筏演进为木板船，再发展为舫，漕船和战舰的出现，显示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丝路沿线的人力畜力交通工具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早期的运输方式只是靠手提、背负、头顶、肩扛，进而用绳拖、用橇载来搬运物品。后来掌握驯服和饲养牲畜的方法，逐渐使用畜力，驮运开始出现。自汉通西域后，西域和中亚各种牲畜源源流入中原，骆驼成了丝路上的主要运输工具。
丝绸之路沿线，使用的交通工具，其主要牲畜是牛、骡、驴、马、骆驼， 牦牛还有扁担、抬杠、挑架、背架、背篓、滑竿、轿、驼车、手推车、人力“洋车”、三轮车、架子车、驮畜、架窝子等。
农家之宝――牛。牛是农民的宝贝，自古皆然。西汉时期，由于连年战争，经济凋敝，连皇帝也难配齐毛色相同的四匹马车，宰相也常乘坐牛车。后来由于与匈奴作战，民间养的马也多征为军用，所以牛车投入运输就普遍了。尤其丝绸之路沿线上的民间运载货物大都以牛车为主，马车次之。其原因是牛比马好饲养，因而，驮牛比较普及，不仅应用到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而且成为生产工具之一，尤其号称高原之舟的牦牛成为跨越帕米尔高原的最佳运输工具。
马既是驾车的主要畜力，也是主要的驮畜之一。丝绸之路沿线上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南北及蒙古草原等地，都是良马盛产之地。所以，驮马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尤其久负盛名的天马、西极马又是主要的长途运输工具。还有以丝绸贸易的形式购买，并设数十处马场养殖战马。对养马有功者予以奖励。
骑马是唐代人民“行”的重要内容。从皇帝、宫妃、朝臣、名士到庶民百姓，都喜欢以马代步。甚至也有骑驴、骑牛的。
骆驼是丝绸之路沿线河西走廊以西主要的长途运输工具，据《后汉书・西域传》载：“……发酒泉驴、骆驼负食出玉门……”骆驼特别善于在沙漠中负重致远，长途跋涉，被美誉为“沙漠之舟”，成为丝路上中西道路交通的象征。
丝路沿线车的使用
《汉书・地理志》记，车是黄帝制造的。《古今图书集成・车舆部》记：“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将黄帝的姓氏与车相联系，说明轩辕黄帝时期有了车的雏形。陕西出土的多处车马遗物，最早的是殷、周时期的，车的发明、使用不迟于夏，初盛于商、周。长安张家坡等地多处车马坑出土的西周单辕四畜车亦多见。1980年，陕西临潼秦兵马坑出土的铜车马与战车，体大宏伟，做工精细，结构严谨，装饰华丽，这说明2000多年前，中国人力车、畜力车的制造已相当精湛。
人力车、畜力车，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发明。据《后汉书・舆服》记\，汉代的车辆种类繁多，有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戎车、耕车、猎车、骈车、青盖车、绿车、皂盖车、夫人安车、大驾、法驾、轻车、大使车、小使车、载车、导从车等20余种。总起来说，可分为大车、小车、手推车三大类。
两汉时期，丝路交通沿线使用的车辆主要是双辕大车。大车有多种型式，有牛拉的，有马拉的，用牛驾车在汉代相当普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多乘牛车。牛车和双辕车初见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雍县（陕西凤翔县），普及推广于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双辕车是陆路运输的主体车型，成为丝路交通沿线上比较普遍的中短途运输工具。它可驾一马或一牛，节省了运输力，提高了运输效率，促进了运输生产中畜力的应用，对于交通事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西宁旧城东南台地出土的东汉砖墓中，就发现了木马、牛车。车为双辕，车厢用四块木板并成，前辕长方，后栏半圆，车轴和车厢用楔形硬质桦木铆接，前轮用10根辐条，车辐与轴为整体，辖为楔形木钉，其结构与现代架子车相似，载重量为500公斤左右，较史前出土的车辆结构轻便灵活，大有改进。
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铜骑俑、铜骑俑群、牛拉木车、马拉轺子的实物证实，在河西走廊的大道上，畜力车已是军事征战、商业贸易的运输工县之一。轺车是战争指挥车，也是传递信息用的车。木拉牛车，一牛单拽，经济实用，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
独轮车与“木牛流马”，虽然与诸葛亮伐魏的军事行动有关，在陕西、甘肃陇南地区都使用过，但是它的出现却比诸葛亮应用于军运早得多，东汉许慎著《说文》一书，就有记载。史书记载的独轮车称“鹿车”。这种独轮车经过诸葛亮改进并应用于军事运输。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北伐时，出兵斜谷，就曾使用了这种车辆运输军需物资。流马是对木牛的改进，前后均是四角（四个轮子），就是人力四轮车。然而四轮车的使用，却在近代工业发达以后，在更高级的物资技术基础上出现了汽车，就有四轮车的影子，当然欧洲一直流行的四轮车，更是它的前身。20世纪初，汽车开始行驶在丝绸之路上。
这些水陆交通工具种类繁多，承载着厚重的人类文明，一路前行，在历史的长河留下了斑驳陆离的色彩。
沉睡千年，一朝初醒。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的提出，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再次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以西安为枢纽，开辟了丝路经济带的新通道，形成公路铁路路网及航空网，丝路沿线交通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