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帮，与现代人来说，早已成了陌生词。而细细追溯，他们的消逝也不过一甲子。
时间是戊戌年深秋，我们几个志同道合者相约，从千阳县城出发，经凤翔，到扶风，搜寻西府地区盐帮的印迹。
但愿不虚此行。
消逝的黄里镇
风自关山来，把千湖彻底吹冷了。
眼前的黄里古镇，早已没了“渔船来往暮烟中，鹅鸭河边水映空”的诗意。有的，是轻舞的黄叶，落在静谧的湖面。
黄里过去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尤其是明清时期，街上开有许多车马店、粮油店、铁匠铺、药铺，大户人家的石狮、拴马桩随处可见。也有一些历代高官显贵、文人墨客路过此地时题写的石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冯家山水库时，这些碑石连同村庄，或被迁移，或被淹没。现在村民们居住的台塬，已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三次搬迁的家园。尽管如此，在新村庄的某些杂草丛中，还能找到一些残损石碑、石条石板等有些年代的物品。
黄里村的文书王双乐是一位文史爱好者。他小时候见过村里的能人张万一。民国时期，张万一从青海，经平凉，把盐运到千阳或凤翔。去青海时，把千凤一带的物品带去交易，回来时驮盐。当时，在青海露天采盐场装盐，都是按牲口个数来计价。张万一每次牵十来匹马，把三四匹拴在盐场就近的车马店，只牵五六匹马去装盐，叫人家给每匹马多装些盐，付钱之后，再返到车马店，进行分装，这样算计下来，每匹马驮盐都不吃力，最主要的是还省了钱。驮盐最担心的就是过河，有些没经验的脚夫，在马驮盐过河时，不小心会把盐浸湿，那可就损失大了。这是解放后张万一时常说给王双乐的闲话。
盐道上，时有土匪骚扰。盐帮有时就散些钱物，买个平安。张万一活泛，好交朋友。有一回，他的驮队经过黄里，被当地土匪截道，土匪们把他五花大绑准备勒索。匪头过来一看是张万一，就给手下交代，张万一是咱黄里人，今后他的驮队路过，不得打劫。但走出黄里，可没那么幸运。有一回驮队过平凉的一座独木桥，就有土匪在桥另一头等候。土匪故意牵着一头小毛驴挡住盐帮去路。同行人中，有一习武者，箭步上前，用力将那毛驴扛在自己肩上，又走几步，把毛驴放到河边，“等路的”一见此情，不敢再滋事。此后，张万一把习武者拉来给自己当下手。
王双乐说的是民国，是能人张万一，却也说出了半个盐道的辛酸。
漫长的五里坡
历史遗忘沟壑中的一道坡，太容易了。
从千阳到凤翔交界处，有一道坡，叫五里坡。顾名思义，就是坡道大约有五里长。过去，当地人做着给马帮拉车的生意。他们养牛，常在坡底下等候，凡是有路过的马帮，要借当地百姓的牛帮着把马车拉过五里坡。如果是马直接拖货，就由牛马共同分载，待拉上坡，再把货物装到马或者马车上。至于延续几百年，无从知晓。
这些年，西千公路（西安至千阳）在彭祖塬改道，宝平高速（宝鸡至平凉）在五里坡架起了一座特大桥。于是，五里坡彻底被废弃。今天去看，雨水冲刷沟渠，早已使那道坡面目全非。而荒草和落叶下，前人铺垫的砂石依然可见。
关于凤翔的官盐，当地史料中有这些零散的文字：“凤邑自前明万历四十年前，原食小花马池盐，并未输课，后改食晋盐，遂纳盐课。既而晋盐难行，仍食小花马池盐，并惠安堡盐，而纳晋课如故。”
短短数十字，却道出凤翔府明清时期，百姓食盐的来龙去脉。当然，这是官方记载。
上了五里坡，就是彭祖塬，这里的时光依然很旧。
贫瘠的土地、边缘的村庄、空寂的院落。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却毫无采摘的痕迹，就连狗的叫声和花猫的步子都显得如此懒惰。好在村里十多颗粗壮的槐树，告诉我们这里曾有过的厚重。
在与喧嚣隔空的彭祖塬村行走，几个老人显然把我们当做稀客。随意说起盐帮，他们你一句、他一句的，竟然给我们啧啧不休地拼凑出一段往事。
他们说盐是官府的钱袋子，是百姓的命根子。在凤翔流传着晁黑狗火烧盐局的故事。清末，官府对食盐销售有规定，武功以西只能销售花马池盐。清政府为了搜刮百姓，食盐由官督商办，在凤翔设有官盐总局，凤翔府所属的各县和虢镇、蔡家坡设有分局。盐局设立后，只允许买官盐，严禁百姓贩私盐，盐价也由原来的十六七文，上涨到六七十文。盐局卖盐也特别克扣，他们用碗量，百姓花一斤盐钱，只能买到九两。盐局设盐勇，在路上设卡检查百姓购私盐，盐勇经常勒索驮盐的脚夫。一次，麟游县分卡的盐勇一次就扣了盐帮60多头牲口。脚夫们忍无可忍，决定讨说法。依靠驮盐为生的凤翔人晁黑狗带领诸多脚夫，冲到凤翔官盐局评理无果，放火烧了官盐总局，大火蔓延，差点还烧了骆驼场。随后，他们还杀了盐局一差役。事情后来闹大了，岐山、扶风、眉县一些盐务分局也被砸，陕甘总督为了平息事态，撤销了凤翔盐局和诸多分局负责人的职务，并派兵七八百人前来凤翔镇压。不久，将为首的晁黑狗等人杀害。
“晁黑狗给百姓出了气，应该算是英雄吧。”一个戴着鸭舌帽的老汉说。是的，晁黑狗后来确实被记在当地文史资料中。但没有评论他是不是英雄。
不衰的新店街
沿着西千线继续东行，过岐山，到扶风。
新店街正在过古会，公路两侧摆地摊的足有一公里，车速只得减慢。
古会上销售的货物除了现代制造外，还有一些手工制品，如梨木案板，藤条编的笼、簸箕。当然，也有开着三轮“蹦蹦车”叫卖盐醋辣子等调味品的商贩。
出生于1936年的罗西章先生是当代著名考古专家，他的老家就在扶风新店街。他小的时候，时常能见到驮盐的骆驼队。每次经过的骆驼至少有二三十只，有时候能达到五六十只。至于盐来自哪里、用啥装、运到哪？他们那些孩子不大操这个心，他们感兴趣的是骆驼队炸的油饼，孩子们叫它“骆驼油饼”。盐帮的人有些是少数民族，吃不惯汉人的饭，就带着锅灶，走到大的镇子，就地架起锅灶做饭。每当炸油饼时，孩子们就围在跟前边看边流口水。盐帮的人总是撕一片给他们分着吃。
除了骆驼油饼给罗西章先生留下深刻印象，另外就是孩子们打闹时说的顺口溜：“谁打我的脚，变骆驼。骆驼驮盐，我吆脚！”
罗西章先生还告诉我们，解放初期，在关中一些山区，老百姓有一种常见病，当地人叫“瘿呱呱”，实际上是甲状腺肿瘤。要消灭这一地方病，有效的办法就是食用碘盐。山区百姓居住分散，文化知识落后，政府就派人去做动员，叫大家都食用碘盐，有些人就说：“瘿呱呱是咱山里人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这和吃盐没有关系。”还有些人说“姑娘吃了面面盐不生娃”。百姓把碘盐叫“面面盐”。因此，有些人宁肯翻山越岭去背青盐，也不吃碘盐。后来政府禁止销售青盐，才渐渐改变了百姓的食盐习惯。

后记：一路探访，对于关中西府一带百姓日常食盐的产地，上了年纪的人都不能准确说出来。但大体上可以确定，自明清到民国，西府一带的食盐，基本上有三个来路：青海盐，晋盐，还有陕北的花马盐。 （作者供职于宝鸡公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