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川商人进入湖北经商有两条路线。一是长江水道。重庆是长江上游最主要的交通枢纽，也是西南贸易最发达的都会。乾隆后期，川盐和米粮都是由这里运往湖北，再运销到其它各省。二是汉江水道。四川大巴山的货物如山漆、茶叶、药材等都是沿任河到达陕西紫阳进入汉江。由此可见，沿汉江水道进行长途贩运相当便捷。而食盐这种关乎国计民生商品的生产和运销是四川商人的主要商业活动。
清代中期以降，从汉水上游陕南的汉中、西乡、石泉、安康，到汉水中游的老河口、樊城，再到荆门、钟祥等地都有四川会馆分布。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各地会馆虽无垂直管理机制，但同乡同业在商业活动中，操相同乡音，做相关贸易，如交易、过载、食宿等肯定要借助各地的同乡会馆来进行，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四川商人的商业轨迹。
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日用品，也是官府的专卖品，同时也成为四川商人经营的大宗商品。其中四川商人近代在汉江流域的商业活动与两次“川盐济楚”历史息息相关。
第一次“川盐济楚”的历史背景在太平天国时期，也是川盐外运高峰期。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淮盐不能上运，于是清廷特许川盐济楚，市场需求量的剧增和高额利润的刺激，加上当时盐井技术条件的进步，川盐发展之迅猛，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清代四川著名的产盐区有20多个。主要在川北的南部、西充、射洪，川南的犍为、富顺、荣县、资州，川东的忠州、云阳、开县、大宁、彭水，川西的简州等地。西南大学万良华在其硕士论文《清代民国川盐外运路线初探》中详尽考证了多条盐运路线。其中产地之一大宁即位于今重庆市辖巫溪县。巫溪县地处大巴山东段南麓的渝、陕、鄂三省（市）结合部，东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竹溪县，到湖北西北部房县、竹山、竹溪的。川盐行销楚地主要包括宜昌、郧阳、安陆、襄阳、荆州、荆门五府一州，即今鄂西的宜昌、兴山、秭归、鹤峰、长阳，鄂西北的竹山、竹溪、郧县、房县、保康、均县、襄阳、谷城、枣阳、宜城、南漳；以及钟祥、京山、潜江、天门、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及建始、利川、恩施、宣恩、咸丰、来凤等县；湘西的澧州（清咸同时期一度包括岳州、常德等地均食川盐）。
川盐济楚之后，除了四川本省盐产地外，其市场遍布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这一时期盐的交易是极其发达和活跃的。
太平军部众一路势如破竹，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展开拉锯战，两湖许多地区相继失陷，淮南盐运销两湖地区的长江航道被太平军控制，航路梗阻。淮盐运销出现空前危机。众多两淮盐商，包括负责食盐运销的运商和收购食盐的场商，闻风挟资远遁，四散逃窜。由于运商与盐商的四散逃亡，“灶盐无商收买，煎丁有煎无售”，致使“专藉煎盐为生”的灶户纷纷破产、流徙。最令统治者焦虑的是两淮盐课的锐减。咸丰五年（1855年），路秉章在奏折中谈到淮盐的损益：“国家两淮盐课，正杂各款每岁共银六百余万两，为经入一大宗。三载以来，兵饱增数千万之出，盐课失之二千万之入。”两湖地区，食盐供应短缺，广大人民淡食堪虞，同时由食盐运销连带而生的农贸交易亦相继萎靡。而且两湖向为川私侵入，李鸿章曾云：“湖北宜昌一代，未经兵乱以前，向为川私充斥，虽自巴东以下沿江设卡，昼夜巡守，而峡江势若建瓶，瞬息万变，人力难施，无从堵截。”战乱之际私盐更甚。所有这些危机，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开辟财源，谋求其它办法。在此情况下川盐济楚的政策便被提上日程。
但“同治三年（1864），江路肃清，两江总督曾国藩即请整理淮盐在两湖的销区；同治七年（1868）又复请规复淮岸”。
第二次“川盐济楚”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备受破坏，盐运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盐销区民苦淡食，迫需靠川盐济销。作为四川盐业中心的富荣盐场，便承担起了供应军需民食的重任。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3月明令川盐增产，并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两场着手”，要求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300万担，比1937年的327万担将近翻一番。“民国以来，川盐销楚区仍因其旧，即销往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荆门一州及湖南澧县等地，但安陆的京山、天门改食应盐。”川盐通过增加外运，发展了盐业生产，不仅满足了四川省的需要，外运的川盐更是满足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军民需要，粉碎了日本人实施“盐遮断”的企图。至今，在安康至镇坪一带、重庆巫溪至湖北神农架、竹山一带仍遗存当年贩售盐巴的故道、盐店旧址，成为一条饱含汗水和血水的生命线。那些号称“盐背子”的运盐工的传奇故事仍然在民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