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那个周末，天气是格外的好，爱人提议“去太白”，我牵心儿子上午吃饭，有些犹豫，但又不忍心扫了他的兴致。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便开启了我们那次说走就走的短旅。
那次出行，爱人完全是为了［ liǎo ］我的心愿。因为在我的学生时期，曾经在太白县城生活过两年多。“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而我对于太白的那份情结却是“一些人，一些事，一生念想”。在我离开太白县三十多年中，2002年时曾去过一次太白县，也是想重回故地看看。那次是我和爱人搭别人的车，也是沿潘太公路上山，可能是由于当时路况和车况的原因，我是晕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兴致和精力欣赏景色和寻访故地，就匆匆下山。所以再去太白又成了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那天的好天气成全了我多年的夙愿。我们还是走潘太路向太白县进发。车子沿黑色绸缎般的柏油公路缓缓而上，两边有山有水，深秋的各种景致迎面而来，蓝天，白云，轻风，红、黄、绿相间的秋叶漫着山头，从车窗挤进来的空气清新而略带凉意，是很适宜出行的温度，大自然突然间给了个好脸色，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了灰色天空的所谓“城里人”，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不知道怎样的享用这种奢侈才不至于慢待了这份恩赐。我一遍遍感叹“太舒服了”，一味沉浸在这份惬意中再也道不出其他的“诗情画意”，就尽可能的利用手机留住这层林尽染的山景。
我们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达县城山口，此处路面很开阔，两面山体都已经被削成阶梯式防护坡，记忆中的林业检查站已被森林派出所取代。我在剧团处下车，沿着北大街慢慢走过，在左手边仔细的搜寻着曾经的记忆：那个安装着邮电绿铁皮大门，门口驻守着邮筒的邮电局家属院已经没有了踪影，当时和我们紧邻的县法院也没找到，我上山时那种急切又激动的心情，被此时旧情绪夹杂着新感觉而无所适从的惆怅包裹着，失望的对爱人喃喃“怎么会呢，明明就是这里啊”，“都过了三十几年了”爱人说道，我还是不甘心就这样离开，在原来邮电局家属院的地段徘徊，想寻找到记忆中的蛛丝马迹，越是这样，我落寞的情绪越是加重。
我们虽然在这个家属院里只生活过两年多时间，可是对于我们姐弟后来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那时候我们刚刚随爸爸农转非，在生活习惯上仍然保持了农村人的质朴和性格上的怯懦，所以在这里爸爸教我们怎样习惯“外头人”的生活，首先从卫生习惯开始，教我们见了叔叔阿姨要主动问好等等，还好，这些只需爸爸说一次我们就牢记在心，这个院子是爸爸初圆一家团圆梦想的地方。这里有爸爸的劈柴垛，妈妈的小菜窖，有热心的吴阿姨帮妈妈揽些针线活贴补家用，安阿姨每次从老家山东回来都会送来咸鸭蛋，当地的冯阿姨教妈妈做洋芋糍粑，我们和廉叔叔家厨房对着厨房，所以哪家改善伙食，另一家也跟着打牙祭。院子里二三十户人家买菜用的篮子是付叔叔利用拆完邮政包裹的塑料扎带编织而成，各种造型，美观实用。妈妈会帮有小孩的阿姨做双小鞋，缝个小棉袄什么的，最让我得意的是每年深秋妈妈架起她淋醋的家当开始做醋，院里的叔叔阿姨都来参观，做好的醋家家有份。一个家属院就是一个小社会，家长里短的并不影响大家围在一起看春晚，一起追剧《上海滩》《霍元甲》，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正当年，我们在成长。
“走吧”爱人催我了，在我不经意回头的那一瞬间，看见了咀头小学的校牌，弟弟当时在这里上小学四、五年级，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终于有一处和我记忆有关的地方，使我失落的心有了些许安慰。
从北大街到河滨路，原来低矮的土木结构的民房也已经被砖混结构的小洋房取代。我们一路步行，顺着河滨东路找到了我当时上初三的咀头中学，校牌已经换成了“太白县中学”，平房变成了楼房。我和门卫说明来意，他准许我进去看看，可能是周末的缘故，校园里安静极了，我似乎又听到了冯老师的脚步声。冯老师是我们班主任，也是扶风老乡，经常穿一双三接头的黑皮鞋，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老远就会传进我们教室。每当老师走进的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站在讲台上环视教室一周，两手轻轻下压，示意我们坐下，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今天要讲的课程题目。课后带我们搞勤工俭学，河道上拉石子，在近山上采松子，换了钱充班费，夏季带我们去野营，冬天买成煤球供同学们取暖。最难忘的是在我们初中毕业的联欢会上，老师的那首《我的中国心》唱起，同学们随着节奏拍手，跟着唱，老师虽然嘴上说：“今天不许哭”，可他的声音明显哽咽了，有几个女同学哭出声来，桌子上的糖果没有一个人动，老师抓起来分送给每一个同学。
顺着记忆中的方位，我们继续寻找我上高中时（1986年）的“太白县中学”，可是物异人非。那个只有八个女生的高一一班，教室里空落落的坐着三十位同学，班主任淮老师清瘦儒雅，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岐山的张老师教我们数学，他脸上的青春痘告诉我们他很年轻；和我一起上学、放学；同桌的你，我们下晚自习后一口气跑下三层楼，那种轻快愉悦是我经常会讲给孩子们听的，别人说我们是姊妹两，一是因为我们都是“晓”字辈，二是我们的眼睛长得很像；体育课上教我们跳十六步的那位高个子女同学是当时县体校排球队的队员；我转学之后寄给我好多参考书的班长，我在网络上偶得了他的消息。课间我们一起学唱邓丽君歌曲的女同学们现在都还好吗？其他的同学都去了哪里？也许在我离开之后，他们也陆续出了山，因为当时在同学们当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山外面怎么怎么”，一句看似简单的话，道破了当时好多人不道自明的心思。
我把记忆拉回了现实，漫步在东大街上。一个个住宅小区取代了低矮的平房，沿街的建筑都略带北欧风格，一些烧烤餐饮门店都关着门。我妄想能否碰到一位故人，可是街上人很少，有些店铺开着门，但看不到顾客。在小吃城里也没有看到午饭时分该有的热火景象，我们选了一家卖洋芋糍粑的摊点，要了两碗洋芋糍粑。石窝子就在门口，现扎的，佐以韭菜和青菜，再浇上红油蒜汁，酸爽劲道，和三十多年前妈妈的味道相比，就差了一层温亲的感觉。
吃完饭我们到了旁边的菜市场，市场也很冷清，我问卖菜的姊妹，她说夏天的时候这里会很热闹，菜也卖得快，冬天就冷清些。我将她剩余的五六只菜花全部买下，心里盘算最少也得十元左右，可她最后报价五块二，收我五块算了，我诧异中问她“对不对”？她强调“没错”。我们又买了些白菜、萝卜之类当地产的蔬菜，也都是我意料之外的价格。我感慨山里人还是实在。
当我们准备返回时，心中不舍的那种异样诱着我又回头看看这座小城。看似清冷的表象是这座小城该有的节奏，她静静的守在这里，你来，她给你百般的好，你走，她送你归途清风。人总是多情又无情，曾经千般想离开，若干年后又心心念念想回去。然而，事实上它已不是原来的她，你也不是原来的你，旧梦已远，无可追寻了！ （作者系宝鸡管理所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