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尔・戈登写的这部传记并不把焦点放在人物本身发生的重大事迹，而是着眼于探究伍尔夫之所以成为伍尔夫的那些“存在的瞬间”。这部传记是以伍尔夫的著作为骨骼，并援引相关的材料，如回忆录、书信、小说草稿和日记来做血肉，从而使我们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真正探索一个人的“内核”。
伍尔夫是以记忆作为生命的根基的，林德尔・戈登通过追溯伍尔夫对这些记忆的创造性反应使得伍尔夫活在这部传记里。就像伍尔夫在其著作《到灯塔去》借女画家莉莉・布里斯科之手使得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不朽一样，林德尔・戈登也在这部著作里使伍尔夫不朽。
当我们逐渐长大时，“他的外面会长出一个壳”，伍尔夫在《海浪》笔记里写道。里面的角色伯纳德说道：“一个硬壳在柔软的心灵上形成了，像珍珠一样，泛着光泽，感觉之鸟怎么用利喙去啄它也是徒劳。”伯纳德直到生命的终点才找到了自我，这时他用一种新的传记来敲破这层壳。他的传记有两个原则。第一，生命必须由“存在的瞬间”来赋予形态――在托儿所醒来的瞬间，海绵挤出水来刺激感官的瞬间，男孩子聚集在珀西瓦尔身边的瞬间，看到蓝色的圣母像的瞬间，听音乐会的瞬间，在汉普顿宫以直觉领悟到“同一个生命”的瞬间。生命的艺术就在于辨认这些瞬间。第二个原则，就是生命犹如海浪，伍尔夫期望以小说九个阶段来证明“海浪翻腾着……生命借助海浪而得以标记；一种圆满自足，它与事件毫无关系。一种自然而然的完成。”难怪《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评论道：“直观传记的杰作，弗吉尼亚・伍尔芙自己都会相信。体现了作者对传记本身的观念：‘生命犹如惊涛骇浪……只在灵魂的岸边留下几块鹅卵石。’”
这部传记澄清了很多人对伍尔夫的误解，因为伍尔夫自身的复杂性使得人们难以将她归为某一类，而大众又喜欢追求一个作家的轰动性新闻而不是从她的著作了解她，人们给她贴上“疯女人”“女权”和“刻薄”等标签，这些标签不是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正确方法，只是简化与回避问题而已。
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种所谓的女性理想典范，就算伍尔夫出生于中产阶级上层社会的家庭，也不可避免受到她那个时代的陈腐习俗的影响。她被拒绝给予正常的教育，受教育的特权是为男性保留的。那时女性受教育的方式，其理论“像树根一样坚韧，但又像海上的雾一样不可琢磨”。那时的人们认为如果让女性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话，那么女性这朵纯洁、甜美的家庭温柔之花就会受到损伤。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母亲同意女儿上戈登学院的唯一条件是“她必须像任何事都没发生过那样回家来”。伍尔夫记载，让妇女就任神职、进入证券交易所或外交部的问题仍受到某些强烈的感情谴责，“在我们之中敲响了警钟；掀起了混乱而骚动的喧嚣声：你们不能，不能，不能……”
伍尔夫为打碎维多利亚时代牢不可破的妇女形象进行了伟大的抗争。她分别于1928年10月20日和26日在剑桥大学就女性与小说发表演讲，其发言稿后来经过修改扩充写出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书。此书出版前伍尔夫在日记里写到：“《一间自己的房间》出版在即，且让我概括一下我的感受。摩根不肯评论此书，这多少有些不详。这令我怀疑，书中有某种尖刻的女权主义味道，我的朋友们不会太喜欢。那么，据我的预料，我将看不到批评文字，除了利顿、罗杰和摩根的调侃；报刊会是友善的，说说它如何动人啦，如何有生气啦；而且，人们将指责我是个女权主义者，甚至暗示我是个女同性恋者……”有人将此书誉为女性解放的宣言书。
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把她的骨灰埋葬在僧舍花园的边缘一棵巨大的榆树脚下，这棵榆树的树枝同另一棵榆树的树枝交织在一起。人们把这两棵树叫作“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命如海浪般消散在沙滩上，但她的声音将如海浪的韵律一般经久不息。
 （作者供职于中国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