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负喧，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颗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愣愣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我喜欢这本书，从瞥见书名的那一刻就有了许多模模糊糊的感情，翻开书来，读到作者纪念好友王国祥的这一段文字，我便再也不想丢开书本，那一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八个字在我的脑海中回环往复，直接戳中了我内心的某些记忆：2018年3月间，我回农村老家，带了两株玉兰花植在庭院。那个时候，耄耋之年的爷爷已经久病卧床，甚至，整日里连话都说不出来几句，然而，等到我在他耳边说起在庭院种植玉兰，他的眼中发出了许久都不曾有的光芒，还低低地嘱咐我植在地势高处，别浇太多水。一个月以后，爷爷去世。那株本来已经叶色葱葱，花叶繁盛的白玉兰忽然间叶枯花落，查究了半天也没能挽回生机。想着爷爷一辈子挚爱种养花草，却原来“百年人事尽如花”，着实让人心生叹惋。
白先生的《树犹如此》正是一篇至情至性的文字，和友人一起读书，一起拔草种树，“一同爬梯子摘邻居家过墙的果子”，一起蒸螃蟹，烫绍兴酒……这些相处的点点滴滴都镌刻在记忆的深处，荡漾在温柔的岁月里。然而，天下终无不散之筵席，在友人大限终至之时，一切只能结于病榻前淡淡的“你先回去吃饭吧”，“明天早上我来接你”。只此两句对话，将难以名状的痛楚在作者的心里沉淀了六年，最终化为文字，谱成一曲终难企及的生命之歌。写王国祥如此，写顾福生如此，写三姊先明亦如此，白先生语言缓缓，却能让人感觉到内中深深的悲悯，还有蕴含其中的波澜壮阔。
当然，这本散文集的精华不仅限于此一篇文章。纵观全书， 作者从人情乡思“至念”为始，依次回味“青春”、忆写“师友”，结于对艾滋人群的“关爱”，白先生用一篇篇感情充沛的文章，自觉扛起了身为文学家的社会责任，透过诸多至情文字，力图构建起人生中爱的终极追求，更是明晰了社会写作的重大意义。
在《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里，白先勇通过叙写和台湾著名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姚一苇的交往点滴，介绍并肯定了姚先生的文学观点：“像乔伊斯、卡夫卡、伍尔夫、叶芝和艾略特等等，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念来创作的，不管有没有人看，有没有市场。”“因此在那个时代，作者是为了自己而写作的，是所谓的精致文化（High Culture）时代”，相比之下，“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便是文化工业。文化成了工业，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商品化的。这个现象把以往所谓的精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消掉了”。我个人认为，这和毛泽东同志“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目标存在极大的契合点：艺术创作，尤其是文学创作，首先应该是有着自己的秉性，体现着创作者基于社会存在的深刻思考，如果文学成了工业，一味地应和市场，极大地商品化，那么，文学社会写作的意义就会被消解，就会逐渐沦为一场场的“滑稽戏”。
文学或许不能帮助一个国家的工业或者商业发展，但文学是有用的，它是一种情感教育。想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培养你的美感，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的认识，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不是别的东西所能替代。
白先勇先生在《我的创作》一文中如此申明文学的重要作用。如何体现出文学创作的终极价值？在散文集《树犹如此》“师友”这一节里，白先勇先生通过描写和台湾文艺名流的交往轨迹，描摹出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创作者群像：《殉情于艺术的人――素描顾福生》说油画家顾福生“艺术占满了顾福生的整个世界，他的心中，已无方寸之地可以容纳其它”；《凤凰花开――古蒙仁的写作轨迹》里提及作家古蒙仁为写作“上山下海，跑遍了台湾的每个角落”，在描写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用犀利的笔锋，写出了文人的心结”等。
作家董桥读罢《树犹如此》后慨叹白先勇先生“已然像自在、放下的老僧，任由一朵落花在他的掌心默默散发瞬息灿烂”。作为一部自选散文集，作者大多选取的是而立之年以后的作品，也许是人生过半，世事无定带给作者太多的感触，也许是历经沧桑，风雨洗礼后多了许多淡然，整部作品读来有伤感，但却不沉溺，有超脱，但却不飘然。白先勇先生用淡淡的文字，抒写性情，让记忆中的落花在笔下继续灿烂绽放，带给我们读者的，是走过千山万水后，心里依旧如初的光亮。
（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港务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