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终于离开”的男孩
时间的脚步逐渐向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逼近，记忆的容器更容易被填满。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艰难转型的社会中，一只脚跨进城市，一只脚留在乡间，任凭感情被撕扯，也甘之如饴。
1991年，平静的夏日里涌动着一丝新生的力量。和许多在关中乡下长大的少年一样，男孩体格精瘦，肤色黝黑，扁平的鼻梁上架着两年前进城配的眼镜，那可是当时挨了大（dá）一顿打换来的。大说了：“不好好种地，读什么书？买书花钱，上学花钱，看坏了眼睛还要花钱！”
现在，他像疯了一样奔跑在塬上。前几天的一场老霖雨，让原本稀松绵软的黄土服服帖帖地聚合，妈纳的布鞋底儿薄，跑在地里脚疼得像火烧。他一把推开家里的大门，前屋里电风扇疲惫地咯吱咯吱转着，厨房中只有墙上的灶神和地上堆放的柴火，他立马扭过身去往地里跑。
“大！我考上咧！我考上咧！”
“啥？”身后传来了一声沙哑的回应，那声音就像是嗓子里总卡了口带沙的老痰。
“学校刚放榜咧！我考上咧！西安！”半小时前，男孩被夹在缓缓向前蠕动的人群中，他从来不知道县上有这么多人都参加了高考。他个头儿高，但眼睛不好，就把胳膊架在两边的人的肩膀上，以此借力尽可能地伸长脖子，在那黑字红底的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汗不停地往下流，他得一直用手撑着眼镜。
大扛着锄头从仓库里不疾不徐地走出来，皱着眉：“你，要去西安了？”一边问一边从裤兜里掏出手绢，在什么都没有的嘴角抹了两下，然后背着手只顾朝前走。
男孩跟在后面高兴地回答：“嗯，八月底就走，豹子也考上了，我俩一起去！”
大听了也不说话，脸上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男孩的心里涌起阵阵失落，自己都考到省城了，大为啥还这样不高兴？
奇怪的是，八月中旬，大却买了几壶酒，让家里的女人们做了一桌好菜，把二大三大两家都招呼了过来，还给村长带了一包烟请他赏脸，在家里给男孩搞了一个庆功宴。直到那时他才在大的脸上看到了对自己的肯定。
公车一路摇摇晃晃，土路崎岖不平，颠得人活像大厨炒瓢里被翻来倒去的菜。后来，男孩和豹子都睡着了。再醒来时，眼前是另一个人生。
西安，西北的心脏，中国传统之锚。住在老城区的姑妈曾带男孩来过一次，自那以后，每晚躺在炕上，他仿佛都能听见姑妈家旁边火车轰隆隆驶过的声音，看见西七路尽头的和平电影院，以及钟楼的那个大转盘，他从来没见过哪个地方有那么多摩托车。
现在，他真的来到了这座让他魂牵梦萦的城市。乡下有五颜六色的花草作物装点，而城市黑白灰的建筑中却为每个人都准备了调色盘，自然不再是唯一的画师，个体的力量才是撑起一座城的基石。上世纪90年代的西安，新架起的电线与城墙平行延伸，公交车和自行车在两车道上互不相让，艰难地向前挪动，穿连衣裙高跟鞋的女郎花枝招展，灰头土脸携家带口扛着大包小包的乡下人眼中也闪烁着希望的光。新旧错综，激烈对撞。
男孩既为这里各种新奇的东西和前卫的时尚而激动，也感到自己与这座城的疏离。他说不来听上去优雅又圆润的普通话，周末没钱下馆子或者逛集市，为了省路费，大也不让他回家。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连秋衣都没带，只能抢同寝室兄弟的袄子，或者一有空就缩在被子里看书。
老西安的冬日格外漫长，每一秒都是刺骨的煎熬。那天正在床上看书的时候，门卫在宿舍门口冲他喊：“XXX，你爸来了！”他猛地一个哆嗦，立马合上书，掀开被子，抄起外套，一边使劲把脚后跟往鞋里塞，一边踉踉跄跄地往门口跑。大门口，大还是穿着那件长袄，嘴里含着快要燃尽的烟头，一点红光在大雾天里格外显眼，他的背上扛着一个大麻袋。
“你妈收拾东西时看见你秋衣还在柜子里，还有一些冬天的衣服，让我一块儿给你拿过来。”大还是那平静的语气，他却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一把抱住了大，好像也抱住了妈，抱住了大姐二姐，抱住了那片他曾经想逃离的黄土地。
2018  城市人
直到现在，过年回到老家富平时，婆婆（富平方言，一声，指奶奶）仍然会侧仰着头，回忆我小时候站在炕上，有模有样学爷爷指着她鼻子骂“老二”的那一幕。还有那年春节，向来大大咧咧的姑妈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留下一片紫色的淤青，被一大家子人“口诛笔伐”。而我也会耐心地听她一次又一次讲述这些故事，老人脸上的每一丝皱纹都是往日生活的温柔注脚，于我而言则是生命中朦胧而又不可复得的童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记忆器官发达到不会遗忘，我们究竟是会细细品咂人生的层次，还是会痛念逝去的往昔？
如果算上父母两方，我已经是这个大家庭里的“第三代城市居民”了。那让父亲深情怀念的槐树，老屋后的苹果地，门前早已干涸的水渠，改变不了我于这里“他者”的身份。相反，学校门口的辣条，总是抛锚的两厢轿车，护城河畔的环城公园，才是我思乡之情的依托。相比于父辈艰难而又决绝的“逃离”，我，当然还有我的大多数同龄人，都是生下来便上了城市户口。传统意义上，我称富平为故乡，但西安才是我真正牵挂的地方。无论以空间还是心理为尺度，我已“脱离”乡村，成为了真正的“城市人”。
同样是求学的故事，我的版本的“走出故乡”却要比那个男孩要顺利得多。“上大学”早已不再是奢望，而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令人头疼的不是“能不能上”，而是“去哪儿上”“学什么专业”。发达的交通和先进的通讯设备折叠了一切空间距离，早已习惯的城市生活方式让我能够快速适应上海的节奏。我离开西安，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也不是因为那里没有我需要的教育资源。而是这个选择，能带给我更丰富的人生经历，感受不同的地域文化，锻炼我从小缺乏的自理能力。暂时的“出走”是为了更好的“回归”。我从未打算在上海扎根，因为我的家乡西安也有无限的潜力和机会。就像他们的一切都在乡村，我的一切都在城市，在西安。
我“走出故乡”了吗？从一方面说，是的；但换个角度看，似乎这一生都不会。
2019  一家人的客厅
奶奶平静地看着我敲下这些字，她一直轻摇手中的蒲扇，隔一会儿就把泡着红枣枸杞的水杯放在我嘴边。我望着她，那曾经姣好的容颜也抵不过岁月的磨蚀，青丝成了白发，不过曾经羞怯畏惧的脸上现在只有安详。
楼道里传来了熟悉的清嗓子的声音，接下来是从腰间卸下钥匙链“噼里啪啦”的清脆响声，“人未见形，先闻其声”大概也能形容我爸。当年的清瘦黝黑的男孩，现在有了城里中年男人的一切特征：日渐后移的发际线，肿胀而油腻的脸，浑圆的啤酒肚，衬衣紧紧地别进裤子里，鼓起来的裤兜里装着一盒烟。毕业后我的姑父爷给他介绍了工作，他没有别的选择，就进了现在的单位。他和同事相处得很好，但还是喜欢和像他一样从富平来到西安的同学来往。他渐渐熟悉了酒桌上的规则，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社会磨平棱角，成了一块圆滑的鹅卵石。学历和家庭背景都无法为他提供任何优势，27年，他自己摸爬滚打，如今被多少人羡慕，曾经就被多少人踩在脚下。他说自己只能算多半个“城市人”，虽然已经改掉了许多乡下的习惯，但他还是怀念那些和兄弟们一起在塬上奔跑的午后。不过，能供我上大学，让我衣食无忧，并且很有可能为我的将来铺路，依然是他觉得生活在城市里最值得自豪的事情。
而我，左手捧着ipad，右手转着电容笔，时不时地瞟两眼手机，过一会儿还和同学有约，玩剧本杀，深夜唱K，各回各家之后还要手机陪聊到天亮。“我管不住你了”是我爸这个寒假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每次都会理直气壮地怼回去：“就允许你们小时候在地里捉蛐蛐，不允许我们在包厢K歌啊？”我从小到大学了太多“反抗”“冲破”的历史故事，虽然把伟人不向命运低头的崇高精神移植到家庭关系中来不太厚道，但“选择性地认同父母”似乎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习惯。
爷爷刚去了厨房里忙活，妈妈今晚和同学有聚会，她们也越来越赶时髦了，从这几年直线上升的聚会次数就可见一斑。我、爸爸、奶奶一起坐在客厅里，突然我就觉得这个宁静的时刻非常奇妙。我们三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人生起点，经历过不同的童年和青春。但此刻，在穷苦或者饥饿的逼迫下，在求学或者闯荡的驱使下，在命运或者选择的结果下，我们就坐在这张沙发上，呼吸着城市里的空气，怀念着乡村的过往生活。时代的潮流让我们骨肉相连，却也无情地把我们赶出故乡，只留下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品尝。
不过我们也不会为此神伤，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有家的地方，就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