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时，权德舆从刚干了三年的宰相位上，先被降为礼部尚书，后来三年直至被撸成山南西道（汉中）节度使，离祖籍略阳近了，可能就是当今的理想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终于可以回去看看。乡亲们为他熬制了内容丰富、异香扑鼻的罐罐茶，他喝了顿感浑身暖和、醒脑清窍，一大早就能吃上这么硬的早餐，权德舆以为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好，十分高兴。临走时，发现嫂子在抹眼泪，非常诧异。询问后才知道，原来他这顿早餐是左邻右舍张三家拿一点黄豆、茶叶，李四家出一点面粉、生姜、鸡蛋，王五家门口薅一支藿香，赵六家借的核桃、腊肉丁，筹集在一起才熬制出来的罐罐茶。回到府中，他往后再也吃不下大餐，常常用略阳罐罐茶勉励各县官员勤政为民。直到两年后在回长安入朝途中的洋县纸坊去世，一生保持着忠君报国、失势不失节的姿态。
一直认为，略阳人喜欢罐罐茶这种食物是懒惰和贫穷的体现，没有炒、爆、熘、炸、煎……这些技术流的烹饪方式和由凉到热各种搭配报着菜名往上端的仪式感，似乎就是对食物的不敬。从《舌尖上的中国》广为传播的“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这句串词来看，罐罐茶这种朴素的烹饪方式也与之矛盾，因为食材根本不高端。
“乡土风味罐罐茶，略阳城乡不离它；清早起来挂顶锅，柴棒树根火架大；水倒半罐放茶叶，面拌调合清油下；藿香、茴香、生姜加，边煮边调油盐茶；一人一碗放调料，腊肉、核桃，鸡蛋花；火烤干馍香又脆，肚饱心暖精神佳。”就这样，简陋的火堆边上煨着陶罐，或是上面挂着顶锅，罐罐茶和那日子，就从鸡叫声中开始边烤火、边烤馍片中一天天、一代代熬出来。从唐朝算起，这么熬了一千多年。
如果说茶叶的加入，让罐罐茶与面糊糊或拌汤有了差别，腊肉的加入让罐罐茶与关中油茶有了区别，藿香的加入让罐罐茶与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区瑶族、侗族、苗族民众喜爱的油茶有了极大不同。正是这种略阳农户人家房前屋后再寻常不过的土著香料，将罐罐茶和其他地方油茶工艺层面的相似或口感的同质，一下子区别开来，成为味觉辨识度极高、个性鲜明的食物。
一种食物的形成必然与自然气候、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密不可分。正如西方的饮食，由于最初主要以畜牧为主，食物本身的充足且天然可口，限制了烹饪的发展，欧洲人在显示富足的时候，多是饮食的工具来显摆，器皿的多少和豪华程度成为讲究的内容，没必要将吃这种基本生理需求作为人生的至乐来追求。几千年来都处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总是吃不饱，镌刻着怎么活下去的基因，才会有把吃看得重于一切的饮食文化。所以，无论是东汉的《M阁颂》、北宋的《新修白水路记》、中国最早的交通规则南宋《仪制令》这些摩崖刻石遗迹提供的佐证，或是于右任先生1922年端午节前后经甘肃天水、徽县、陕西略阳、成都、重庆、武汉，到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会面时，乘船顺嘉陵江南下路过略阳写的记行诗中《略阳滞雨咏权德舆》的旁证，地缘位于四川、甘肃、陕西的略阳故道，是川陕茶叶经甘肃往西去的一条重要茶马古道，是先人为了一家老小填饱肚子不得不用脚步丈量地球的铁证。
北宋年间，朝廷在起点四川和中途天水等地，设置有茶马司专门管理茶叶和马匹交易。四川、陕南年产几万斤茶叶，经两条道路运往甘肃、青海，甚至更远的中亚国家，设置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有的茶叶只许和马匹交易不得它用，每年买回的马有一万多匹。北宋时略阳这条道路已满足不了来往的车马，不得不扩建，留下了《新修白水路记》石刻，到了南宋，拥堵越发严重，朝廷才又正式颁布了《仪制令》这样的交通规则。
大交通量带来人流量，首先出现的是那些马帮在旅途解决吃饭问题。天气等诸多因素导致不可能按照计划到达每一个预定的中途修整点，这时就需要加热食物。加工罐罐茶主要器具陶罐携带方便，与之配套的那些食材也是马帮人拼凑和个人奉献的结果。熬一罐茶，加入你带的这样，他带的那样，这些食材都有容易携带、耐储存、顶饱耐饥、热量大的共性，且食用起来也无需筷子，转着碗连吃带喝，沉淀碗底的腊肉丁可以用馍片刨进嘴里。以今天的视角来看，罐罐茶是旧时的方便食品，熬茶的陶罐算是重要的户外装备了。
 （作者供职于西安公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