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海龙：每个人都是螳螂

放到今天，就不会有《黄雀记》。但放在苏童写作背景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成就有成千上万个不同版本的《黄雀记》，或情杀，或抢劫，或偷盗……那是一个失魂的年代，内心的不安分，思想上的铤而走险，新秩序的待建，让迷惘的世人狂躁不堪。在我少年的记忆中，一位七拐八绕的远亲就“犯事”在《黄雀记》的年月，在善良的乡人眼中他是可憎、可恨的，但罪不至死。据说，当时动用了相当的关系，终究未能保下人。那是一个叫“严打”的年代，不用重典不足以威慑人性的狂魔乱舞。

《黄雀记》中保润的祖父，从开始的疯疯癫癫，数年来神叨叨地寻找先人的尸骨，到最终回归平静，仔细琢磨下，岂止是在招先人之魂，似乎隐喻着在为香椿树街之人招魂。在看似滑稽可笑中，将香椿树街上的市井众生相放到一面大哈哈镜中。可悲的是这一街之人灵魂出窍，浑浑噩噩地漠视着街面发生的一个个稀奇古怪、荒诞之事。三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保润、柳生、仙女在街面人眼中自然是异类，错综复杂又狗血感情纠葛，引发出一个一个离奇却不失真实的连环梦魇。

疯人院、保润的绳索……苏童似乎将那个病态且充满疯癫的社会撕开一道口子，带人冲破焦虑、饥渴的人群，透过疯人院大门的猫眼去窥探，去借保润束绳快手去缚住人性的张牙舞爪。可惜的是，那根绳索成为过约束之绳，也变成罪恶之始。保润漂亮、完美、不可复制的打绳索之能事，让我不由想起孩童时围观犯人游行的情景：被干练的武警战士“嗤、嗤、嗤”三下五除二完成五花大绑后，在偏三斗警用摩托的开道下，敞篷大卡车上，一个个脖子上挂有罪名牌的犯人低垂着头，在荷枪实弹的武警押解下，穿村过镇进行游行。这些就发生在《黄雀记》的背景年代。乡人的指指点点，或冷眼旁观，或讥讽诅咒，或叹息生命不易……我便想，这里边应该会有着保润的类似版吧？不知保润是否感叹这五花大绑之术不及自己的技艺娴熟，不知他对这种“任人摆布”作何感想。

读《黄雀记》，翻开目录之时，便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成语的先入为主，就猜想到结局一二。读完之后，脑中一直在思索，如此一部小说何以斩获茅盾文学奖？保润、柳生、仙女难道真是螳螂、蝉和黄雀三者关系吗？那究竟谁是蝉、谁是螳螂、谁又是黄雀？！我没有答案。与此同时，却一直猜度若将三人放之今日，必不会是此种关系吧，也许更多的会是一种交易、利用，亦或合伙人的微妙关系。因为，从生物学讲人具有着对外界环境极强的适应性。

《黄雀记》中的人物结局，其实就像一盘人生的大棋，冥冥之中已设计好路数，就等你那枚棋子落错位置。立于人生的这个大棋盘上，每个人都自以为大，扮演着螳螂的角色，自以为螳臂孔武有力，视而不见所作所为皆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更加老谋深算者，大不了把自己想象为黄雀之智。但是，何曾想到遇到寒冬，无论你是蝉、螳螂，还是黄雀也罢，都将冻僵或毙命于寒流之中，只待春暖花开才得以重生。

《黄雀记》分别用“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姑娘的夏天”作为三章的标题，唯独没有给冬天以名分，也许在大作家的眼中、心中，冬天才是最纯净的人生，消杀一切丑陋、病菌，孕育新的生机。不是么？怒婴，耻婴，这个畸形社会的产物，不小生灵，在这个寒冬，在这个充满猎奇眼光的危机四伏中，遭到了同仙女一样残酷无情的抛弃。唯独一个疯癫了十几年的老人此刻平静了下来，冷静地审视着这个喧嚣、疯癫的人世。这也许就是一种无言的拷问，一种对生命的救赎吧。 （作者供职于宝天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