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睿昕：溯游为史顺思为时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声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

2014年秋天，我因着一些事情去了趟苏州，在寒山寺外第一次看到了京杭大运河。时值日暮时分，河边芦苇茂盛，蒿草皆白，晚霞斑斑驳驳地映在宽阔的河面，滚铁流金一般。间或传来长长的汽笛声，抬眼望去，山峦如黛隐隐约约，桥梁如墨横跨运河。

那个黄昏，二十七岁的我思索着人生的一些困顿，沿着大运河东岸逆水步行，过寒山桥，一直走到洋南路附近方才返回，彼时人声渐息，耳边水声荡荡，迎面夜风温柔。六年后，当我从书架上拿起小说《北上》，读到封底摘录的这段文字，心里莫名地有些感动。

《北上》以大运河为背景，采用历史与当下双线结构，从1901年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与主人公谢平遥、邵常来等沿运河北上开始，终结于2014年与此相关几个家族的后人巧聚一处，重塑运河文化与精神的努力。小说双线并进，逐渐展开了一幅旧中国社会的苦难史、新中国的发展史、当代中国的进步史。作者慧眼独具，借主人公谢平遥及其后人谢望和的“眼”与“心”进行考量，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认真观察，深刻反省，冷静、客观地讲述了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

邵常来想着“一路到北京是个大买卖，挣到的银子回老家买块地，娶个老婆生个娃”；如玉为了保护孙女免遭日本兵及其军犬侵害“两手像两把钳子死死地固定在狗腿上”，“整个人被狗撕得稀烂”；胡念之发掘大运河沉船遗址的工作期间母亲去世，他“习惯性地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却“发现自己拨的竟是母亲的电话”……没有指点江山，没有英雄史诗，小说笔触所及，皆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的具象，作者从他们的个体经历与情感体验出发，书写着普通人艰难卑微的人生。

“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

作者于小说中借考古学家胡念之之口提出了一个历史与文学观察、映照、解读以至于创作的新观点。诚然，小说本身因着艺术表达与艺术效果的需要可能有着太多虚构的情节，然而，于这些虚构文字的背后，却是作者洞若观火，聚焦历史和现实灼灼的双眼，进而化之为文，运用文学的形式，于细微处去求证，于无声处听惊雷。

历史的演进最浓墨重彩的莫过于那些风口浪尖上的故事，然而，最能体现时代变迁的，却是蕴含在角角落落，表现于芸芸众生。

在《北上》这一长幅的文本里，我尤其感触于“鸬鹚与罗盘”篇的一个情节：老船民邵秉义在决定“弃船上岸”转搞维修的儿子的婚礼上郑重地把祖传罗盘交付于他，并勉励他“想做的尽力去做，就一定能做好”。没有豪言壮语，然而，就在这一代一代普通人传承变化的故事中，我却品味出了历史的厚重。小说中大运河时空变幻，在这纵横交错的时空坐标里沿河溯游，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在这些细枝末节的烟火时光里，也懂得了什么是普罗大众的坚持与荣光。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受磨难与屈辱，正如1901年，“北上”、1900年到1934年，“沉默者说”章节里描写的饿殍遍野，浮尸满河。大运河作为中国的一个代表性文化符号，见证了这段苦难的历史。然而，多难兴邦，穷则思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在一辈又一辈人的传承与创新里，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尤其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不懈奋斗，生活品质有了质的飞跃，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歌手许莫在《我要稳稳的幸福》里这样唱到。现代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由此，当代普通的中国人也是从古至今最为幸福的。小说里描写的“街巷早就闻不到炊烟的味道”，还有那因饥饿而“空白的脸”早已消失不见了，更不会出现为了不被侵略者侮辱，“一个大水塘，母亲宁愿把两个女儿活活溺死在里面”的悲剧发生。当代中国，时光里的烟火显得从容、温暖，恰如小说里形容的：“那感觉差不多就是地老天荒”。然而，居安思危，不忘历史，我们才更应该深深自警，自省，自我奋斗，自我作为，于更为广阔的时代与历史节点里，把握好更稳、更好的幸福。

 （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  

张婧：命运是彼此的交集

刚读完这本小说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象中的文学冲击力，翻看过程中，有时还需要把并行的古今两条叙事线重新归拢，才能不被枝蔓的插叙打乱。等真正察觉出《北上》的味道时，是在看了纪录片《我从汉朝来》第一集“家的记忆”后。那一集里的荷兰主人公余望安根据仅有的线索寻找到生活在中国的先祖和亲戚，一幅如基因图谱的族谱缓缓铺展，她知道了自己这一脉在整个家族里的位置。而《北上》中也是这样一幅纷繁交错的谱系，小波罗以及周氏、孙氏、邵氏的后人们，因为意大利语、罗盘、相机、信件等等物件，和过去、当下、未来都发生着某种深深浅浅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一代生命看不清，得放进几代人里才能辨识出，一个人终归是时间纵轴与社会横轴相交汇点的总合。

世界东西格局大变，有了小波罗来中国的契机。工业文明相较农业文明占了上风，初来时他难免会遮掩不住地流露出优势心理。在运河之旅中，小波罗不断见到中国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感受到中国民众阶层、官僚阶层对西方列强好奇、轻蔑、自卑、仇恨、羡慕等等混杂的情绪，亲眼目睹侵略与反抗的酷烈，感受到中国风物的底蕴魅力、脉脉人情，最后也因自己是个洋人而被义和拳民袭击病亡，无形中承担了其他外国侵略者罪行的后果。弥留之际，他把随身物品散发给中国同伴的同时也种下了特殊的情感种子，在后人的生命里生根结果，东西文明在微观层面上已经悄然交融。百年前，船上的周义彦曾想读书学习、学意大利语，于是周氏后人都要学意大利语；小波罗遗物中，孙过程选了柯达相机，孙氏后人和摄影艺术结缘，邵常来拿了罗盘，见证了船业兴衰世事变迁。不过百年，如果不是专程寻找、分析，人就已经不知道祖辈是谁，曾在世间怎样艰辛地活过，自己身上又带着怎样的祖辈印记。从某种程度讲，看似今天选择的活法，几代人前已经埋好了伏笔，同样的，今天做的种种行为，又在冥冥之中为后代铺上了底色，一代与一代从来不是割裂的。何谓命？何谓运？可能就是时空坐标轴上一个点罢了。相遇一场，生命之间产生交集，又因死亡各奔东西，偶然背后是必然，必然中又总冒出偶然，有时看起来毫无道理。实则是偶然和必然交替出现，划出每个人的命运轨迹，这就是道理。

 （作者供职于宝鸡公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