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大舅因为懂摄影、加上写得一手好字，被乡文化站招为电影放映员，这一下由父母姐姐们眼里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华丽转身为整个乡上人见人爱的文艺青年。

电视没有普及的年代，尤其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双重匮乏的农村，露天电影就成了辛苦劳作一天后、农人们享受的文化大餐。我们镇当时有十六个行政村，近的三四里，远的二十五六里。除了县乡公路沿途的五六个村子是砂石路，其他全是山路。最初用的是钨灯电影放映机，16mm胶片的那种。近处放映时，大舅就把放映机背在背上，骑上自行车，后座两边架子上绑着装了胶片的铁盒子，爬山趟河把欢乐和慰籍带到各个村落。远处的村庄就要早早联系搭上来街上赶集或办事的手扶拖拉机，因为颠簸得厉害，担心损坏了放映设备，人就得蹲在车厢里扶住机子和片盒。舅舅说，每回等颠到放电影的村子时，他脚麻腿疼，脏腑好像被翻了个儿，被扶下拖拉机时连腰都直不起来，但是一看到满场子里已经黑压压等候的人群，和人们那翘首祈盼的神情，他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挂银幕，接线，装机，对焦，装片，开机放映一气呵成。电影演完后能好一点，热心的村民帮他整理收拾。

大舅放映过太多的电影，《碧玉簪》、《地雷战》、《喜盈门》……群情振奋的《太行山上》、《英雄儿女》；《甜蜜的事业》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欢快优美的旋律；曾拔动了无数少女懵懂伤感情愫的《金彪黄天霸》；银幕前一片涕泪唏嘘的《卖花姑娘》，广场上人山人海的《少林寺》……提起大舅和他放映过无数场次的露天电影，就像撕掉了窗户玻璃上糊着的一层旧报纸，童年黄昏后简单快乐又稀缺的时光便历历在目挥之不去了。

一段时期，上面规定电影放映之前必须要加演一些时长不等的短片，有政策法规宣传、农业科技知识讲座等。看的不耐烦，人们会不满地起哄，也有不冷静的村民会朝银幕扔土疙瘩。大舅才不管呢，他顶着压力一定坚持把加演的片子放完。舅舅说，正因为地处偏僻，各方面条件都不好，才不能光看热闹，要寓教于乐，该学的一定要学。他把那些干条条的宣传标语，像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三人牵手的幸福之家，到两个孩子互相推诿的“墙头记”再到一群孩子穷难窘迫的形象，自己动手，做成幻灯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通过电影放映前的加演进行宣传。

文化下乡时期，大舅在最偏远的几个村子跋涉奔波连着放映十几天电影回不了家也是常态。面对姐姐们揶揄他看不清颜色的白裤子和衬衣上的跳蚤屎，大舅只一句话：这点苦算什么，放电影的乐趣，你们无法体会。然后不声不响去洗他的白裤子，去看书，晚上继续放映电影。

1990年，大舅所在的电影队获得“全国科技之春电影汇演优秀电影队”得到国家十二部委的表彰。1997年，他任镇文化站长时被评为“陕西省群众文化先进个人”受到了省文化厅的表彰。从1990年到1997他三次获得市区级优秀电影放映员。

直到现在，在我们镇上，走到哪里大舅都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这不仅因为五十多岁的他身上还有年轻时那种帅气的痕迹，还应该和他曾是我们镇上的电影放映员不无干系。十月一回家上坟时，和大舅说起过去他放映露天电影时盛况，大舅一脸自豪，只是很遗憾当时光为别人照相了，竟然没有留下一张自己放映电影时的照片。

（作者供职于宝鸡西中心收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