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汉画像石，专家学者的评价让你惊叹，一会儿被称为“无字的汉书”，一会儿又被称为 “石头上的史诗”， 还有“汉代社会生活的实录” “一代历史写真” “凝聚在石头上的汉代辉煌” “一幅幅散发着清新泥土气息的汉代风情画”等等。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得更为形象，他赞叹道，汉画像石是一部“绣像的汉代史。”

而其中1962年出土于陕北绥德县的 “牛耕图”，则是中国牛文化最核心价值的体现。原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中国邮政1999年3月16日发行的《汉画像石》邮票一套6枚，就比较经典地展现了这一“古代艺术瑰宝”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史诗”般的魅力。而其中的第一枚的“牛耕图”，则正是1962年出土于陕北绥德县。

牛为“耕农之本”，牛耕可以说是始于陕西。我国古代文献中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牛耕的记载，如《山海经·海内经》就有：生活在陕西周原周族的祖先，“后稷始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则说：西汉“赵过始为牛耕。”《汉书·食货志上》载：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在陕、甘一带推广牛耕和“以人挽犁”，提倡“代田法”，进而各郡“遣令长、三老、力田及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赵过行代田法，是“用耦犁，二牛三人”。学术界还流行一种看法是：战国时代牛耕已经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史记·赵世家》也说：“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时在长平之战前夕，公元前262年左右。“秦以牛田”显然是说战国末秦国已有牛耕。《国语·晋语》说：“宗庙之牺，为畎田之勤”。意思是宗庙中用来祭祀的牛，已被用来耕田。再有，春秋时晋国有个大力士名牛子耕，孔丘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牛与耕相连作为人名，可见春秋时用牛耕田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了。而笔者以为：牛耕在秦国只是刚刚产生不久的新技术，认为 “大概在西汉中叶以后，牛耕已经普遍”的观点，比较符合和接近史实。

绥德的《牛耕图》，画面上，一根横木架在两头牛的胛背，两牛共挽一犁，两头牛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动感十足，姿态矫键，气完神足，形象逼真，亦非常传神，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上不可多得的耕牛形象；扶犁者更为突出，身高力健，扬鞭跨步，若力士巨人般的威风凛凛，有一种震慑画面的非凡气场；后边处于陪衬地位的有一小人，亦步亦趋，全神贯注，手正伸入布袋掏籽点种。整个画面浑厚大气，博恰和谐，有着超强的艺术表现力。

目前，已知最有影响的牛耕图见于汉画像石的，就是陕西绥德和江苏睢宁双沟的了。江苏睢宁的《牛耕图》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连欧美出版的《中国艺术史》，封面用的就是江苏睢宁的《牛耕图》。中国历史博物馆还用《牛耕图》做过门票图案，可见其价值之珍贵。而陕西绥德的这幅《牛耕图》却能脱颖而出，被中国邮政发行的《汉代画像石》邮票选中，确实非常不容易。原因有二：1.历史原因：陕西是牛耕的始作之地，早在汉代已很普及，在绥德、米脂一带出土了六七块有牛耕图画面的画像石，比较集中，更有代表性。2.艺术特色：虽然陕西绥德和江苏睢宁的《牛耕图》，在艺术上各有千秋，但绥德的《牛耕图》，构图更为简洁，画面精妙生动，形成一种强悍的视觉震撼，更具范本意义的经典性，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张力。

由这幅绥德《牛耕图》画面中可见，汉代耕犁的基本特征是：犁辕为独辕，长且直，辕前端直接与犁衡联结，犁衡左右各一轭，各挽一牛，此即所谓“二牛抬杠”。也正是西汉赵过行代田法，“用耦犁，二牛三人”的再现。

这幅绥德《牛耕图》画面分三部分，上部为建筑斗拱，中部为斗拱下方的左右两侧，左为羊群，右为一执戟门卒，执戟门卒也被认为是牧羊人，下部才是牛耕图。

米脂县也曾出土过一幅雕有“二牛抬杠”场景的画像石。只是画面牛耕方向相反，扶犁驾牛者弓身而行，同样没人牵引牛，身后也无播种者，为一人二牛。绥德出土的王得元墓画像石，也有一幅牛耕图，耕者一手高举长鞭，一手扶铧犁耕地；在牛耕人物左上方，映衬着一幅盘曲大树；画像下方是一片粗壮的庄稼，低垂着沉甸甸的谷穗，寓意耕耘后的丰收景象，堪称人勤牛壮，五谷丰登，画面极为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但以上汉画像石画面都没有牵引牛之人，可见2000年前在陕北一带，耕牛已被驯养得十分驯服，耕者的驾牛技术也已非常之熟练。当然中国的牛耕技术，同样在2000年前已居世界独一无二的领先地位。

我们欣赏这幅绥德《牛耕图》时，一定会为祖先留给我们的如此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而由衷地发出赞叹，也一定会为有着五千年文明的这块黄土地的博大精深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