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份，根据上级指示，武工队改编为游击大队，李福祥同志任队长，我任政委，亢少平同志任副队长。不到半年，人员发展到三百多人。12月初，西府总队命令游击队和地下党员共计五百余人集中到边区学习休整，准备参加更大的战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部队从北山集中出发，昼伏夜行，这天天亮时到了麟游的高庙山地区。这里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人烟稀少，部队驻扎地很分散。据侦察员报告，这一带没有敌人布防，于是只布置了几个瞭望哨，大家就原地休息待命。黄昏时分，我们商定好晚上的行军路线，参谋长写好命令，交给通讯员让火速送到各中队驻地。

通讯员刚一出门，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我们以为是战士擦枪走了火，纷纷出门查看。刚一出门，窑背上扔下一枚手榴弹，接着听见操四川口音的人“呜啦呜啦”大声喊。

我知道不好，肯定遇到了敌人的正规军。因为在边区学习时，我就知道胡宗南的王牌部队203师全是由四川人组成，且全是美式装备。这时，大队长李福祥已带领两名机枪手上了窑背，同敌人短兵相接。我和亢少平率警卫连火速赶到村口一制高点。这时火力集中向我们扫来。我大喊一声：“你们快撤，我掩护！”

队部数十人边打边撤，半小时左右就脱离了危险区，大队长李福祥、副队长亢少平也随部队撤离。制高点上只剩下我和警卫员刘忠义等十余名同志，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夜幕很快降临了，敌人从三面向制高点围拢过来，叫喊声越来越近。机枪手蒲清海和我是同村人，这时已经满脸是血，可仍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无法接近，就用六零炮向我们打来，突然一发炮弹在我身旁爆炸，两名战士应声倒下。我的头部麻了一下，血顺着脖子流了下来，大腿和臀部也被炸伤。我浑身活动了一下，感觉没伤着骨头。

我知道大部分同志已经撤离，就令身旁的几名同志沿梯田边打边撤。撤到一个悬崖边时，我们的子弹打光了，敌人大喊着向我们逼近：“抓活的！抓活的！”

我朝悬崖下看了看，心想，与其被敌人抓住，还不如跳下悬崖，死活听天由命了。

夜幕中，我和三名同志先跳了下去。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呼响，好半天也没落地，就下意识地大喊一声：“这里不能跳！”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半夜时分，我睁开了双眼，又听见耳边有人轻轻地喊：“政委，政委。”我慢慢地苏醒过来，知道自己还活着，想挣扎着起来，可浑身没一点劲，警卫员刘忠义正用双手抱着我的腿从淤泥中往出拔。我问道：“其他同志怎么样了？”

刘忠义拔出了我的双腿说：“你们三个先跳下来，一个摔死了，一个腿断了，你命大，掉到了这片淤泥中。”

我看了看四周，尽是石块和树枝，腰上的皮带和手枪子弹带均已挣断，手枪被甩出三米多远。又问：“你们怎么下来的？”

刘忠义说：“听见你喊这里不能跳，我们从旁边跳了下去，其他几个人不敢跳，被敌人抓走了。”我往上看了看，悬崖边离沟底至少二十多米高。

刘忠义背着我沿沟底向南走，摸索着爬上了沟。在沟边，我看到了许多敌人的尸体，也有我们同志的。一路上我们又碰到几名幸存的游击队员，大家互相搀扶着向永寿县蒿子河村走去。

在蒿子河村，我们遇到一个高胖子向导，让其带我们去安全地方躲一下。向导把我们带到离村子不远的一个菩萨庙里，我知道自己伤重，容易拖累大家，就决定留在庙里，让刘忠义带其他同志转移，并把随身带的手枪、手表和日记本交给刘忠义，并叮咛他：“如果我牺牲了，把这些东西交给上级组织。”

刘忠义含泪接过东西，哽咽地说：“政委，你命大，不会死的，我们过两天来接你。”

同志们挥泪告别，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我在庙里找了一间房子住下，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和尚为伴。

一觉醒来，已经半晌午了，我感到浑身酸痛，没有一点力气。小和尚给我端来玉米面糊糊和一盘窝窝头，外带两根大葱。我吃着饭，头上、身上直往外渗血。下午，高胖子向导给我带来白布让我包扎伤口，我当时非常感激。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时，有人把我摇醒，睁眼一看，只见小和尚站在身旁，慌慌张张地对我说：“你快离开这里，天一亮有人要来抓你。那个向导是我表哥，在村里是一霸，我听他对老和尚说，你是共产党的大官，明天把你送给县政府，能得到奖赏。”

我一惊，问小和尚：“他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小和尚说：“和你分手的人临走时给了我表哥二两大烟土，让好好照顾你，说你是头儿。”

说完，小和尚扶我下炕，轻轻打开门，顺山坡向西走，我腰痛得撑不住，腿上的伤口直流血，头也晕得厉害。

小和尚见状，将我背了起来。不知道走了多久，我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因小和尚相助，我躲过了一劫……

（未完待续，系列文章由蒲光之子蒲力民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