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渐渐吐出了鱼肚白，我告别了小和尚，拄着他给我的棍子，艰难地向前走着。

不远处有个村庄，我鼓了鼓劲向村庄走去。在村口一土墙根我蹲了下来，只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似地难受，头痛得似乎要炸裂，口渴得能冒出烟来。我想，今天可能活不成了，于是就顺着墙根溜了下去，躺在了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一位老大娘走到我身边停住了脚步，她仔细地打量着我说：“这小伙咋成这样了？”

我这时感到肚子饿了，就说：“行善的婆，给我点吃的，我走不动了。”

大娘喊儿子给我端来一碗米汤，又给我一块巴巴（玉米面发糕），我边吃边说：“谢谢！谢谢！”

吃完饭，我感到有了点精神，就离开村子继续往南走。突然身后一个老头撵上了我，他主动搭话说：“这小伙是不是前几天永寿打仗的伤兵？”

说完眼睛在我身上上下打量。

我说：“不是，我是走路不小心，掉到沟里摔成这样了。”

他说：“那好，你到我那儿歇一下，我找个牲口送你。”

老头把我领到一个窑院说：“你就在这儿等着，哪儿也不要去，我一会儿就来。”

我当时太累了，走进窑洞，往柴草堆上一躺就睡着了。

睡了约半个时辰，一个中年大汉挑着筐子站在我面前，喊醒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重复了给老头说过的话，并说那老头让我在这里等他，一会儿送我走。大汉听罢，惊恐地说：“坏了！那个老头是我的东家，村里张贴了公告，说抓住游击队伤员有赏，他可能叫乡公所的人去了。我看你像游击队的人，你别怕，这附近有游击队哩。”

我问：“游击队在哪里？”

大汉说：“你顺着河向前走五里路就是龙脖村，有个叫兔娃的人，是扶风游击队队长的外甥，你找到兔娃就有办法了。”

我来不及仔细分析，谢了大汉就离开了。刚走出百十米远，就看见几个乡丁拿着长枪在那老头的带领下向我歇脚的窑院走去。我赶紧加快了脚步，跌跌撞撞走了五里多路。黄昏时来到了龙脖村。

经打听，很快就找到了兔娃家。兔娃雇来个五十多岁的农民，个头不高，人很敦厚，他让我骑着毛驴，在鸡叫三遍时离开了村子，向岐山方向走去。

赶天黑到了岐山县青化镇，地下党交通站就设在这个村子，交通员叫崔青山，是我党早期的党员。崔青山对送我的农民说：“你把他送到凤翔县田家庄村的雒志忠大夫家，要保密，出了事我就找你。”

送我的农民说：“放心吧，我比你招呼得好。”

天黑赶到了雒志忠大夫家。

雒志忠早年学医，医德高尚，为人厚道，医术在方圆数十里都很有名。由于诊所离北山比较近，游击队员经常找他治病，渐渐地，他对共产党有了认识，思想进步很快，于是他的诊所就成了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

我在雒家住了三天，总感到腰部和头部疼痛。雒志忠对我进行了全面检查，他说我腰部第三腰椎严重损伤，可能要终身致残；头部残留的弹片刚穿过颅骨，虽未伤及神经和大脑血管，但必须及时取出，拖延下去，发了炎就会危及生命。

我看了看他家简陋的医疗条件，担心地问：“你能给我取出弹片吗？”

雒说：“只要你配合，我就能取，因为没有麻药，你要受疼哩。”

我说：“不怕，你大胆地取，我保证不吭声。当年关云长刮骨疗毒都不怕，咱共产党还不如关云长？”

雒志忠笑了，又说：“你还要保证不能动弹，一动手术就可能出危险。”

我说：“放心吧，保证不动弹。”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雒志忠关上了大门，让妻子在门外放哨，叫来其妻弟当助手，在炕头上给我做起了手术。

他先用剃头刀刮掉一片头发，然后用银针轻轻试探，当扎到弹片时，金属摩擦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在探测到弹片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打开伤口，雒的妻弟吓得直发抖，他用手里的纱布不停地为我擦拭顺着额头、面颊、脖颈流下的血。我也被阵阵钻心的疼痛折腾得脸色煞白。雒大夫见状，递过来一条毛巾让我咬在嘴里，豆大的汗珠顺着脖子往下淌，这时我的头上身上全是汗，身下的褥子已被浸湿。但为了配合手术，我强忍疼痛坚持着……终于，雒志忠用手术钳夹住卡在颅骨上的弹片，用力一拔，出来了。那是玉米粒大小的一块钢片，我顺手接过，看着带血的弹片，感叹地说：“华陀再世！”

雒志忠却用手捂着胸口，长喘一口气说：“好样的，比关云长还厉害。”

当晚十点多钟，游击队的同志们赶来了。刘忠义说，分手后第二天他到菩萨庙接我时，听老和尚说我半夜跑了。

游击队的同志考虑到这里离县城太近（约二十华里），就决定当晚把我转移到离县城五十余里比较偏僻的江湖村养伤。

在江湖村，游击队领导召开了会议，对高庙山战斗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凤翔游击队大队长李福祥、副大队长亢少平带领失散的游击队员和刘岐周游击队安全到达了边区。

（未完待续，系列文章由蒲光之子蒲力民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