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受爱国人士的拥护，他们中的许多人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申都村村东头的蒲菲然（曾担任敌伪乡长，解放后任凤翔县政协委员）就多次为我党提供情报，献计献策。

1949年农历正月初六下午，游击队突然接到蒲菲然传来的消息：他在乡公所的电话上听到了岐山县县长与凤翔县县长的通话，得知初七黎明时分敌90军军长的母亲和两个女儿由一个营的兵力护送到宝鸡，要途经凤翔的寺头村。

寺头村在西宝公路凤翔县境内的北边，距申都村约两华里，这里的地形我是非常熟悉的。接到这一情报后，我立即带二十余名游击队员当晚从北山游击队驻地出发，于凌晨四时赶到寺头村。我们将游击队员分成三组，在西宝公路上由东向西布置了三道防线，防线间隔约五十米。第一道防线五人，持短枪、手榴弹；第二道防线八人，持步枪、手榴弹；第三道防线八人，持步枪、两挺机枪和手榴弹。

冬季的夜晚，天气格外寒冷，冻得人直打哆嗦，但没有一个人吭声。游击队员们埋伏在路两旁的水沟里，用玉米杆遮住身体，顶着刺骨的寒风，全神贯注地盯着大路上的动向，静静地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眼看东方泛白了，天开始大亮。早起的农民背着粪筐从我们身旁走过，大路上的车辆也多了起来，但还是不见敌军车的踪影。有些同志不耐烦了，开始搓手跺脚，左顾右盼，怀疑情报有误。我用眼神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住。过了一会儿，约早晨八时左右，两辆挂着国民党旗帜的军车出现了。车上盖着黄色帆布，由东向西急驶而来，简易的砂石公路上扬起了浓浓的灰尘。我立刻摇晃了几下玉米杆，下令各组准备战斗。军车到了第一道防线，负责指挥的中队长史应芳一声令下，五名游击队员立即冲上公路向敌军车投掷手榴弹。敌军车见状，加大油门疯狂向前冲，越过了第一道防线。到了第二道防线，又是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但仍未能阻止敌军车向西狂奔。这时，我意识到敌军即将逃窜，伏击可能失败，便命令第三道防线的两名机枪手冲上公路，迎面拦截军车，并告诉他们只打车，不打人。两名机枪手立刻抱着机枪站在公路中间向敌军车狂扫，第一辆军车的水箱被打烂了，车下开始哗哗流水，两只前轮胎也被打爆，“嘎——”的一声，汽车被迫停了下来。后面的军车差点撞上前面的车，只好刹车停住。机枪手抱着机枪兴奋地喊道：“打尿了，打尿了，汽车打得尿尿了！”然后将枪口对准了第一辆车的驾驶室，负责押车的国民党营长是个矮个子，看着黑乎乎的机枪口，战战兢兢地从副驾驶室下来，裤裆已经湿漉漉的了。他举起了双手，主动交了枪，并下令部下缴械投降。车上的敌军揭开帆布篷，陆续跳了下来，并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敌军长母亲受了轻伤，两个女儿吓得魂不附体，分别从两辆车的副驾驶室走了出来。我们立即给军长母亲包扎了伤口，讲明了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安抚她们母子不要惊慌。

这时，由东向西驶来了两辆商用空货车，我们将其截住，让其中一辆拖着打坏的军车，由4名游击队员押解，走在前面，另一辆乘坐其余的游击队员在最后押车，浩浩荡荡地开往北山游击队驻地。

中午时分，车队到了游击队驻地。当地村民和留守的游击队员们燃放起了鞭炮，兴高采烈地迎接了我们。大家看着缴获的武器弹药，对游击队赞口不绝，对共产党的队伍充满了信心。在驻地的麦场上，我站在碌碡上给俘虏们训话，这些俘虏站成两排，一个个失魂丢魄，垂着头，丧着脸，在瑟瑟的寒风里发抖。我首先讲了我军宽大俘虏的政策，然后讲了我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和蒋家王朝即将灭亡的命运，教育他们弃恶从善，回去后宣传我党的政策，为全中国的解放立功。最后，我们按照释放俘虏的规定，给他们发放了路费，让他们回家或者回部队。据说后来90军军长在四川率部起义了，其原因之一，就是受到释放回去的俘虏及其母亲和女儿的影响。

这次伏击战共抓获敌90军军长的母亲和两个女儿，还有护送的一名营长及五十余名士兵；缴获“八二”炮三门，机枪六挺，步枪四十支，手枪十支，电台一部，望远镜两个。另外还有枪械所维修枪支的器械一套。

伏击战的胜利大长了游击队的威风，打破了敌人散布的高庙山战斗中游击队全军覆没的谣言。许多青年纷纷要求上山参加游击队，不到两个月，游击队就由几十人迅速发展到二百余人。

这次战斗的情况，在边区的《群众日报》上有详细的报道。报道称：凤翔寺头伏击战，在我军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擒敌五十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是以少胜多、攻其不备、速战速决的成功战例之一。

（未完待续，系列文章由蒲光之子蒲力民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