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 秦直道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秦王朝为什么要修筑直道？它的起始位置、修筑目的、形置作用等等都成为人们需要了解认知的问题。我对秦直道的了解始于1992年， 因承担纪录片《栈道》撰稿， 查阅到王开先生主编的《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 有秦直道专节并附图片， 子午岭上崭山填谷的遗迹宏阔， 深感震憾。1997年乘去榆林之便， 沿途关注秦直道遗迹， 见到协助蒙恬修道的秦太子扶苏墓地。2009年7月， 专访秦直道， 直到终点内蒙包头， 再西行河套、银川， 直抵贺兰山下， 行走阅读并举，总算对秦直道有所了解认知。
首先，秦修筑直道有特殊背景与明确目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创建首个大一统王朝， 也开天子巡游先河。《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称帝在位十一年，共有五次出巡，而且出行路线不一，最后死在巡游路上，可谓“以身殉职”。
首次出巡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陇西郡所属西和、礼县、秦安等县是秦人旧地，秦始皇出巡陇西应看作是对先祖故土的礼祭与朝拜。而且，就在这次巡游后，发现秦统一天下， 地域极大膨胀，原来六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再是各国之间，城防壁垒，严重阻碍中央政令的推行。所以返回咸阳即下昭：在全国“治驰道”，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修整以咸阳为中心构筑四通八达的道路连接六国故道，勾连京都与全国郡县要塞与边城远地，以加强中央集权。
秦王朝这次所修治的几条主干线是由咸阳而东，作扇形展开。关中境内东方大道主要有三条：一为直通韩、魏、齐故地；二为东北方大道，直达原来的燕、赵地区；三为东南方大道，直达原来的楚、越境内。其规模正如《汉书·贾山传》所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濒海之观毕至”。这些干道出了陕西以后，又有分支路线伸向全国各地，与每个郡县相联接。使得大一统的秦帝国，建立了一个完整有效的道路和邮传系统。
秦始皇之后的几次巡游从路线上看东出函谷关，过洛阳，直到山东半岛面临大海；东南则 “行至云梦，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上会稽……”可谓游遍江南；北则达今山西、内蒙，持续时间长且范围广，几乎遍及秦统一后的领土。只有道路畅通，且达到“驰道”标准，才能让帝王庞大繁锁的车马仪仗通行。可见，不管秦始皇巡游目的与心态如何，客观上都极大地促进了道路的发展。可以说秦修治驰道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首次划时代的壮举。
秦直道正是这个大背景下的产物。同时还有直接原因，早在西周，北方犬戎、猃狁等游牧部落不断侵扰中原， 典故“烽火戏诸候” 就是周幽王失信诸候， 被犬戎击败灭国。汉中南郑也因郑国受犬戎攻击， “其民南奔” 得名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指出匈奴精于骑术弓箭，以游牧狩猎为生，一切以利益为转移，只讲目的，不择手段，认为到中原掠夺妇女财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谁能抢掠到财物，谁就受到尊崇。每当秋高马肥，匈奴便南下劫掠。中原地域广大，农户分散居住，不能集中防御。匈奴精于骑射，来去无踪，也很难防御，故戎狄素为中原祸患，也是秦人素敌。直到秦孝公起用商鞅，改革变法，励精图治，才日趋强盛， 最终“六王毕， 四海一”成就了统一华夏的大秦帝国。
但即便强秦也无法阻止匈奴南下劫掠。为阻止匈奴侵扰，解除边患，秦始皇下令修直道， 以便快速调集军队， 抗击震慑匈奴。《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欲游天下， 道九原， 直抵甘泉， 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堑山堙谷， 千八百里。” 先是，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一举击溃匈奴， 将其逼退至漠北，占据内蒙河套以南大片土地。之后，以军士为工匠修筑通道。据文献记载，秦直道是由今咸阳淳化秦代林光宫故址为始点， 沿子午岭山巅一路朝北，经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横山、榆林， 穿过毛乌素沙漠进入鄂尔多斯草原， 再由内蒙东胜境内渡过黄河， 直达包头， 即秦时九原郡。这条南北通道长达700多公里。主体修筑在绵亘中国西部南北方向的子午岭山脊， 大体呈直线状，成为关中平原到北部边塞最近捷的通道，故称秦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