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交通报》三十岁了！与单位征订的那些汗牛充栋的“大报”相比，这份交通人写、写交通人的“小报” ，似乎是唯一能够让上班的同事们，把手指离开键盘、手机、复印纸的纸张了。每逢周二、周四，随着送报纸的保安大哥进进出出的脚步，呼啦啦的翻报声在各个办公室此起彼伏，我的嗅觉也似乎产生了幻觉，闻到了徐徐而来的油墨香气。
但凡为人“庆生”，必须得和“寿星”的贵庚攀扯一番关系。但回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只能与《陕西交通报》缘悭一面。因为那时的我，还在“亚洲马路学院”的教室里，钻研着“天书”般的《结构力学》。思来想去，一拍大腿：我的名字第一次被铅印在纸上，就是在《陕西交通报》，那年我三十岁。
那年的我，第一次上项目，第一次担任质检工程师。第一次上工地前，却被办公室刘主任叫了回来。“阿姨，有事吗？”面对平日里气度不凡的刘主任，我不由气虚胆怯。刘主任递给我一张报纸，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报纸里夹着一百块钱！
“小马，咱项目上周开工，我写了一篇信息，原打算投给咱《陕西交通报》。但我看到你在局里的快讯上也发了一篇，比我写得好！我就把你的稿子推荐发表了。这是报纸和局里发的稿费，拿着！以后要多写啊！”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报纸一角、一篇“小豆腐块”下面！这篇寥寥数语的“处女作”，让我的脸，在兴奋和羞怯情绪的双重暴击下，涨得通红。一抬头，刘主任的眼里满是真诚的笑意。刘主任那一笑，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现在想来，如果四十年前评选“最美中国路姐”，刘主任一定能当选！那天，我也知道了有份专写公路上事儿的报纸，叫《陕西交通报》；能在那儿发稿子，局里给的稿费挺多的！
然而，我拿着“亚洲马路学院”的毕业证，就注定要与结构力学纠缠不清。在随后的十年里，整天钻在图纸、合同、数据堆里焦头烂额，似乎那篇“处女作”要成为我的“隐退作”了。饶是如此，《陕西交通报》我期期必读，成为“换换脑筋”的工作习惯。
这一读，两位作者的名字让我过目不忘。一位作者以散文和诗歌见长，语言质朴平实，但意境幽远、笔触细腻，读之犹如清风徐来、暗香浮动，这位作者叫董邦耀。另一位作者叫王斌，看到“作者供职于陇县公路段”的介绍，我不由对这位老乡的作品多看了一眼。这一眼竟然十分惊艳！王斌的短篇小说，题材多样，纵贯古今，常用平淡的情节铺垫，在最后的段落完成跌宕起伏的反转。文似看山不喜平，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把二位作者的作品拿给父亲看，这位老交通人笑得意味深长：“你应该不止是让我看看他们的作品吧？没错，这位董邦耀，就是咱家刚搬到县城那会，咱南大街二十一号老院上房住的那位邻居！这王斌，就是咱的对门邻居小兵！”虽然早有猜测，但这个结果还是让我目瞪口呆，同时唤醒了对两位老师的童年记忆：董老师当年刚刚支援三线建设归来，满身温润儒雅的书卷气，时常坐在我家破旧的藤椅上，用充满磁性的声音，和我的父母谈论文学和时政。王老师真是那位爱看连环画、爱练少林功夫、爱做刀枪剑戟的小兵！这时，妻子过来揶揄我：“你家这院子，被文曲星照过吧？那咋就把您剩下了？”
又过了五年，我在运营分公司办公室工作，终于不用和结构力学斗智斗勇了！但我这个当年的“小镇作文家”又得和文字打交道了。写着各种总结报告请示，但以前修公路的经历、道班里遇到的奇人，这些尘封的记忆总是在我脑海里翻腾着。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一种为记忆寻找出口和载体的方式，那就是写作。我把第一次在道班吃饭的经历，写成了似散文、又似小说的短文《槐花深处起炊烟》。接下来，我又为文字的“下家”犯了愁。终于，我想起了这份专写公路上事儿的报纸，叫《陕西交通报》。于是，我斗胆把它发给了来我们公司做过写作培训的报社编辑郭少言老师。我还没来得及在忐忑中煎熬，郭老师很快回了微信：“很有天分，欢迎经常投稿！你的文字既有诗化的风格，又有小说般的构思，似乎是受过谁影响。”面对郭老师的问题，我笑而不语。不是为了保持神秘，而是觉得自己还配不上我的两位邻居。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陕西交通报》有副刊、有月末版，也知道了陕西交通运输行业有那么多董老师般的前辈、王老师般的新锐。于是，我似乎和《陕西交通报》有了种约定——每月必须投个稿（除政务信息外），作品也屡屡登上《陕西交通报》，还在郭少言老师的盛情难却之下，给通讯员们做“经验介绍”，我的第一句话是：“其实，我是个写作新人……”
马上，《陕西交通报》要过三十岁生日了，我数了数自己见报的作品，不多不少，整整三十篇！终于，我鼓足勇气拨通了两位老邻居的电话。两位老师操着不同的口音、说着同样的话：“小马，经常看到你在《陕西交通报》发作品，继续努力啊！什么，要和小兵（董叔）吃饭？”说到这里，两位老师来了句纯正的陇县话：“啊么——”
 （作者供职于陕西交控宝鸡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