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年9 月，胡景铎成为省交通厅领导层被批斗的第一个人。而此前的七八月间，在迅速升温的“文革”氛围中，胡景铎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闷，他在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每一项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回顾思考自己的革命道路，他还在榆林调研工作时顺路回波罗堡去看了一眼。当时陪同胡景铎一道去波罗堡的冯景光曾回忆：“记得在榆林，因为白天路过横山，去波罗看了一下他当年起义的旧址，晚上闲谈时，他对我说：‘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做得坦然：一是起义，是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之初，那时敌强我弱，是‘革命’二字促成了这次行动，绝不是后来有些人胡说的什么兵临城下，或是自己在那里混不下去了，才投向革命；二是参加革命工作后，在工作安排上，从没讲过二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工作好坏有水平问题，但个人态度，绝对对得起共产党员这四个字。’”
胡景铎被扣上了“彭、高、习死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共产党的叛徒”“全省交通系统的总黑根”“兵临城下的降兵败将”“坚持反动立场”“一贯反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众多的莫须有罪名，开始被无休止地批斗、游街等。其间，被作为“彭、高、习死党”陪习仲勋在西安批斗游街两次。两个老同学、老战友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并排站在一起，这也是他们一生中难得的“并肩战斗”。
面对莫须有的污蔑之词，胡景铎总是实事求是地一一说明，没有任何的沮丧或一点点的退步。在批斗期间，他回到家里，宽慰地对家人说：“我是毛主席的兵，说我是共产党的叛徒，这是有些人对我不了解，我没啥说；说我是国民党的叛徒，这是真的。”
8月29日，胡景铎被宣布审查。10月，被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该年11月起至1969 年9月，胡景铎被关进“牛棚”达三年时间，不准家属会面，不发工资。虽然身处逆境中，但是胡景铎依然在关键的时候敢说真话。据谢本云回忆：“我跟胡厅长一起关进‘牛棚’三个月。‘牛棚’大概关了20个人。他关得最早，我和他在一个房间打地铺，学习、下跳棋。有人陷害我偷了别人的手表。当时胡厅长就说：‘谢本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你们要查一查，他什么时候戴过这样的表，不是他偷的。’他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主持正义，让我很感动，我非常感激他。在‘牛棚’学习的时候，他不太多说话，关键时说。一次学习时他说：‘难道我们这些在座的都是‘黑帮’吗？’他认为对‘黑帮’要区分。他敢于提出质疑，在当时的气氛下，是要冒风险的。”
和胡景铎一同被关在“牛棚”里的还有他的老部下、担任省运输局局长的李振华，两个人经常相互鼓励安慰。闫玉儒曾回忆：“‘文化大革命’后他们都受到冲击，被关进‘牛棚’，再次成了患难之友。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次次批斗会上污蔑他们的起义是‘兵临城下’，污蔑他们是‘彭、高、习的死党’，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不实之词，他们十分坦然，始终坚持横山起义是党领导下的革命行动，不接受造反派的要求，从不违心提供各种伪证，虽然为此吃了许多苦头。一次，景铎在医院看病时遇到我，悄声说：‘振华没事，我对他最了解，不用怕，你们不用为我担心。’在当时遭受严重政治迫害的逆境中，景铎的鼓励安慰，使我们深受感动，终生难忘。”
在这个一切都似乎颠倒了的日子里，工人群众的心里依然记挂着他们的这位老厅长。据王正廉回忆：“胡厅长人好，走到哪里，都有人帮助。他经常到群众中来，群众对他有好感。在配件厂时，他不缺烟抽，群众整条给他送。劳动完了，在‘牛棚’里没事就抽烟。”王正廉至今还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有一次在玉祥门汽车大修厂批斗胡景铎，批斗完了在二楼会议室坐着吃饭。原交校食堂的炊事员曾广立在学校被下马停办后到这里做饭。曾广立就从食堂里拿一个馍夹了点肉，用围裙一包，递给胡厅长，说：“吃饱吃饱，老汉不怕当保皇派。”当时王正廉还悄悄问曾广立：“你怎么敢给厅长送馍？”曾广立说：“不怕！在交校时，厅长经常排在教工队伍里吃饭，还经常说要把交校办好。”
另一件事是西安运输公司有一个姓田的炊事员，人称田胖子。有一天批判胡景铎等三个厅里领导。吃饭时三个人一起排队打饭。田胖子悄悄给胡景铎碗里多打了一些肉。三个人围在一堆吃饭时，另外两个人就问，怎么给你打的肉多？胡景铎就笑着给他们两个人的碗里都刨了一些肉。
1969年9月，胡景铎被送往泾阳杨梧干校学习劳动。原本他要被送往陕北南泥湾，当大卡车走到铜川时被拦了下来。这时的胡景铎，原本近180斤的体重只剩下一百来斤，1.81米的高个子羸弱不堪。据省交通厅航运局老干部杨巨盛回忆：“我和他一起下放南泥湾五七干校，坐的敞篷大卡车，走到铜川监理所被拦住，说：‘胡景铎不准去啦，行李拿下来。’他说：‘组织决定，我服从。’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中央领导同志来陕西，过问了胡景铎的事，电话打到了交通厅。”
1970年1月，胡景铎被送往泾阳县杨梧镇五七干校，编在二连四班，开始一边学习一边劳动。这年夏天，大儿子胡希捷带着未婚妻李晓霞赶到杨梧干校来看望他。三个人趁着劳动间隙休息的时间在地头树荫下见了面。李晓霞40多年后在文章中还深情地回忆道：“那是在1970年的夏末我们即将大学毕业之际，希捷带我第一次到陕西泾阳杨梧干校去看望我那未曾谋面过的准公公胡景铎。下了火车，我们不知走了多久才到达了目的地，正好赶上下午劳动中间休息，我们在地头的树荫下会了面。我注意到眼前站着的这位风尘仆仆的老人由于整日在农场劳动改造被风吹日晒的皮肤显得粗糙黝黑，瘦高的身材也和之前在照片上所见的那威武挺拔的宽阔体魄相差了许多，饱经风霜的面容能看出艰苦的生活条件、超大的劳动强度以及‘文革’极‘左’思潮强加于他的各种不实之词的精神压力所留下来的痕迹。但是这一切好像并没有让这位革命一生的老人有丝毫的退缩和弯腰，他在言谈中显得那么豁达乐观而且风趣健谈。一听说我是在外语学院英语系学习，就兴奋地立即和我用英语交流起来，而且讲得竟然是那么通畅、流利。他告诉我，1946年在延安时他曾接受过美国记者安娜的访问，也是用英语交谈的，这些都得益于他年轻时在东吴大学学习时所打的良好基础。他再三叮嘱我要学好并掌握好英语这门工具，使之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
胡景铎在杨梧度过了两年多干校生活，在恢复身体的同时，也不断改造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在1972年9月15日的杨梧五七干校二连四班的学员鉴定表中对他做出了如下评价：
胡景铎同志1970年1月到干校两年来，能够积极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著作。在学习讨论当中发言踊跃，能够暴露自己的思想，联系实际，提高三大觉悟。在接受审查中态度端正。对群众批评能正确对待，对同志直率诚恳，平易近人。能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希望胡景铎同志在今后继续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优点。继续进一步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工作中注意做过细的工作。在新的岗位上，为革命做出新贡献。
1972年8月，陕西省革命委员按照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安排胡景铎出来工作。10 月19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发出了陕革政干〔1972〕123号《关于洪耀等同志任职的通知》的文件，决定“胡景铎同志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交通局领导小组成员”。此后不久又改任省交通局顾问。此时的胡景铎已经 58 岁，他为能够继续在交通战线工作感到无比欣慰，更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万分焦虑，他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无怨无悔，精神饱满。1973 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胡景铎感到很高兴。省交通厅工业处老干部李长寿清晰地记得胡景铎那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他回忆道：“胡厅长人朴实，政治敏感性强。他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家正在困难时期，邓小平出来工作，国家这下有救了，是老百姓的福音’，说在延安时，毛主席、邓小平他都见过。他说：‘邓这个人不简单，为啥不简单？这个人观察人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