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盐易马、以茶易马是中国古代随生产发展与生活需要诞生的重要边贸。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此消彼长，交替更叠，边境贸易也经历时衰时兴的诸多变迁。
边境贸易起于何时？虽无具体记载，但早在先秦奴南下劫掠却与生活资料缺乏相关。牧区只产牛羊牲畜与毛皮，无法获得粮食、盐茶等必需品。“以所多，易所鲜”，以物易物几乎是古代先民必需经历的商贸阶段。《新唐书·陆羽传》中说“时回鹘人入朝，始驱马市茶”，表明唐时，游牧民族就开始用马匹与中原王朝交换茶叶。《宋史·食货志》所载“汉中买茶，熙河易马”，反映出宋时茶马互市繁盛的史实。
元代蒙古统一中原，天下一家，以盐易马、以茶易马成为官家倡导的商贸活动。但到了明代，历史上的问题重新出现，退守草原的蒙古残部又时常南下劫掠。只好被动防御，有明一代大修长城，留下“明修长城清修庙”的古语。这样又引发滥征民力，耗费财资，制造新的矛盾。再是对小股敌人进犯，长城尚起作用，但并不能阻止敌军大规模进攻，最多是蒙古骑兵在劫掠得手由于有长城不能马上逃离，被明军追上打过几次平手，或者是夺回被抢的部分物资。
据《明史》载，1542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鞑靼部可汗派遣使臣到大同向明王朝表示，他们不希望打仗，而是要求在边城开放“互市”。原因是草原缺的是食盐、茶叶和布匹，每次劫掠虽能抢到一些，并不能满足长期的大范围的人群需要。况且，因为劫掠，边境群众纷纷逃亡，所抢有限，还要冒着与明军作战的风险，自己也有不少伤亡，不划算，不如停火，开展边贸。可是双方敌对多年，恩怨难以化解，蒙古使臣几次都被杀掉，引发蒙古骑兵南下，攻陷古北口，再次围攻北京城，并在京畿河北一带大肆烧杀。痛定思痛，明朝君臣这才认真比较利害，终于在1570年正式签定“互市”条约，即“隆庆议和”。开展以“茶马互市”“盐马互市”为主的边境贸易。中央政府则专设盐马司、茶马司，配备熟悉情况的官员和通晓胡语的翻译担任通司来加强管理。
结果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边贸的展开，拉动了双方经济，著名的“晋商”就是起始于这次息兵戈而兴边贸中获得机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陕北“三边”除了产食盐，还有畜牧之利。相邻的内蒙、宁夏、甘肃也都是畜牧重镇。“隆庆议和”也给古老的盐马古道带来机迂和繁荣。据榆林方志记载仅是三边就有近十万边民参与驮盐贩马，驮盐贩茶的马帮驮队，使蒙古、陇右、宁夏的畜产毛皮集中于三边，形成兴旺发达的食盐、毛皮、茶叶、粮食市场。—批地处要路，沟通四方的集市，如新安营、靖边营、安边营成为“常市”。交易量和交易品种不断提升扩大。定边的砖井堡、定边堡、柳树涧堡、盐场堡，靖边的宁塞堡、镇罗堡、龙州堡等早年均是戍边要塞，是明王朝边防九镇之—的榆林镇北堡下属的驻军之地。由于“隆庆议和”息兵戈而开边市，早年驻军需求以及—些退役士兵捷足先登投入商贸，使这些军事要地无—例外地成为盐马、茶马、布马、粮马的交易之地，最终都发展为经贸市场。靖边的宁条梁镇，定边的安边镇都因食盐与毛皮的汇聚吸引了山西、河北、内蒙、山东、天津的富商驮队，形成“客商辐辏，民达十万”的商贸中心。甚至产生了民谣：“驮不完的宁条梁，填不完的安边城”。
这种繁盛—直延续至清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这时三边年产盐达67440石，盐马古道也四通八达，沿途均有客栈提供人马食宿，供销两旺，几乎可以供应陕甘宁边区及平凉、庆阳两府乃至远销关中、宝鸡、汉中等地。左宗棠亦把盐利充为军饷，为日后收复新疆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观之以“盐马互市”为主的盐马古道可以起到外安抚边民，内充实军力驿力，活跃边贸的多重效果。这和今天抓出口贸易一样是件能够促使边贸上规模、上档次、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情。所以明朝的边贸政策为清代所延续。清代学者魏源评价：“隆庆议和”不仅平息明五十年之烽火，还开本朝二百年之太平，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