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铎在交通系统有着红脸汉子的赞誉，对工作，他快人快语，敢作敢当；对同志，他关怀备至，宽厚待人。他出来工作后，过去批斗时曾经打骂过他的同志登门来赔礼道歉，他的子女不愿意给开门，他就劝慰说：“你们不懂事。我受冲击，这不能怪同志们，就是有的打了我，也是因为不明真相，受了蒙蔽。能来就是好同志。”据李根玉回忆：“胡厅长历经磨难，矢志不渝，为陕西交通运输事业鞠躬尽瘁。他为人心胸宽广，能容常人难容之事。有一次，厅监理处的范崇德拿出他在‘文革’时一张受迫害的照片，胡厅长很平和地对他讲：‘收起来吧，都过去了，现在要团结一心搞好交通运输工作。’在场的人听了都很感动。”
一天，一位小脚老太太和一个青年人走进了胡景铎的家里，乍一相见，宾主都感慨万千，原来，是烈士王泰吉的夫人得知胡景铎出来工作的消息后在女婿的陪同下找来了。胡景铎在土地革命时期拉起抗日义勇军时，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王泰吉给了他热情的支持和很大的帮助。王泰吉在1934年3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西安。但在“文革”中，王泰吉夫人的烈士家属身份和待遇都无法落实。胡景铎得知后当即给杨拯民等人写信联系，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胡景铎尤其对小孩喜爱有加，从来不打骂斥责，从来都是鼓励引导，甚至谁家大人打骂孩子，谁家的孩子就会大声喊叫“胡伯伯”来解救自己。据张颖玲回忆：“他对娃们也不管，考试成绩就是问一下，说一句没有抓紧啦啥的。他爱给娃们讲大道理，讲‘人是一部完美的机器’‘人一定要有学识’啦，成天就拿我当比喻，说‘我老婆子一天不学习’。他从来不打骂娃们，我老是‘法西斯’。邻家哪个家长骂娃们，他还不愿意。”
1974年11月初，在妻子眼里从来不顾家，一心只有工作的胡景铎接到了已经参军入伍的女儿胡岭梅写给家里的信，信中提出自己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党组织需要了解家庭情况。他对此非常重视，更为女儿能够参军，在参军后能够积极要求入党而打心眼里高兴，因为两个儿子之前想参军都因家庭背景而未能通过政审。在14日这天，胡景铎提笔给女儿写下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首先告诉女儿要正确认识入党问题，接着分别谈到了几位兄长和他自己的情况，并要女儿如实向组织汇报清楚，现抄录如下：
梅梅：你最近的信我看了。关于你入党的问题，我提出如下的看法和做法：
（1）入党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生命问题，要重视，而且观念要“纯”“立党为公”，不是什么简单的个人荣誉问题。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家的孩子不够党员条件而入不了党，确实是一个遗憾！我到现在认为你是一个好孩子，可以培养为铁梅式的女儿，而且我认为你比你哥哥们都还强些。但你千万不要骄傲，我是说：“时刻用模范人物的标准来检验自己，向他们学习。”在这一点上你是有希望入党的。
（2）我的弟兄辈，有革命前辈。如胡景翼，那确实是在旧民主革命——直到新民主革命（衡量的标准是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倡导者与实行者，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当然他所处的时代也只能那样（他1925年就逝世）。我1946年到延安时，延安组织上，还在大街上写有“向胡笠僧先生学习”的标语。我党有许多领导同志，如邓小平同志、徐向前同志，都在他的部队中工作过（邓在国民军史可轩师做政治主任，徐在国民二军学生大队当领导），组织上都可以去函向其调查。目前在甘肃的王世泰等人也知道。他至少是我党的好朋友，因为在他生前部队中和防区内是支持我党的工运、农运，在他的部队中有我党的政工人员，在当时中国军队中是独有的（见斯诺夫人所写《续西行漫记·徐向前同志传》）。我的二哥（胡景瑗），是我党的朋友。在早期“八一”（起义）前后和贺龙同志有深厚的交情。“双十二”事变，八路军一二○师进驻富平，是他大力支持（他1959年逝世）。生前是陕西省政协委员。我的三哥名胡景铨。1926年前做过国民军的旅长，此后再未在正规军作过事情。后来回家，杨虎城曾委任他作过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他和刘志丹打过仗，双方互有伤亡。就在那时，也曾由他的部下富平民团总指挥仇佛田，镇压过我在富平一带活动的抗日武装。后来经过杨虎城指示县长米森若，伙同我四哥将我捕捉，捆送西安。杨虎城当时释放了我，叫我读书，不要暴动。我三哥在家乡买了许多地，成为武断乡里的地主。不过他从1932年后，也再未当官。
以上都是1932年前的事。
我的五哥胡景通，曾在陕北邓宝珊部二十二军当过师长、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1946年搞兵变（事前有我党指示，部队中也发展和潜伏着许多党员）。这次兵变是中央决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对我五哥来说，那次是要直接打垮他的。我也在陕北横山县响水——波罗一线和他作过战。1947年后，他就是因那次我们的胜利、他的失败而遭到蒋介石的处分，免了职，调到南京住闲。以后在蒋介石退出大陆之前被释放，回到绥远，带上他的残部随董其武在绥远起义。我原先（1945年前）未和他在一起，是1945年经邓宝珊和高桂滋商量同意，把我从十七军调到邓所部，当时带了1000多人的我的旧部，到陕北当了他的副手（那确实是因为我们和我党有联系，为师长任子勋发现，我当时任团长，在那里待不下去了，军长高桂滋当时是民盟分子，采取折中态度，加上他是我大哥的老部下，也留些人情，因之这样办了）。
我自从1932年离开家乡后，基本上在外活动，1935年才经咱们党内同志，如杨明轩、刘秉麟（杨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9年去世，刘现在山东省委），屡次鼓动“利用我大哥胡景翼的关系，找他的旧部下，打入军队掌握武装”。那时能抓到一连武装也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不到三年就抓了一个独立营，1941年年底已成了一个团。所以我党同志一直很重视这支队伍，经常有人来联系，我们也派人到延安抗大学习。我1946年搞兵变（那实际上是党领导的，不过对外不那样讲，叫起义），部队兵变成功后，即由中央决定开到延安，1946年12月（在兵变后两个月），受中央首长的亲临教育。胡宗南匪帮进攻陕甘宁，这支部队一直参战到底。也是一支很能打仗的部队，攻兰州时担任沈家岭、狗娃山的主攻。这些就是我的家庭兄弟辈的情况。
我在学生时代，即在党的教育下在党外做革命活动。我是1946年经西北局报中央政治局，后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以无候补期从当年7月起为中共正式党员，并领导在我部队当中有近百名的地下党员进行兵变准备工作，并于当年10月13日接受党中央指示，举行兵变的。我常常也说我是党的儿子，劳动人民的儿子。有的同志不了解我的经历时说：“你不是工农出身。”我开玩笑说：“我是党代劳动人民收下的干儿子。”这是我的大半生经历决定了的。上述无点滴假话。
我16岁以后，已背叛了我的家庭（对那些不革命家庭成员来说）。我和家庭已无关系。土改时，我连应得的房子和土地都未要，因为我已是一个高级干部，生活并无问题。你和你妈，你哥哥、妹妹们，根本就未回到家中生活，都是党和人民政府养活大的，特别是你的兄弟姊妹，根本就没有见过家里其他的人。当然你们以往要填表，无法写这些。我过去也不常向你们说这些，因为一方面提起那些兄长（我说他们，不为胡景翼争气），我痛心！另一方面，我也不愿多讲自己，深恐有自夸的嫌疑。但是我在你入党这个政治生活的关键问题上，我要为你们负责。我的意见，如果你们表现不好，党性不高，基本上不符合党员条件，那我绝不想叫你勉强入党，因为我要向党、向人民负责；反过来说，因为家庭的关系影响，那我一方面要尽量将问题说明，同时也要帮助你们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何况我们党向来是主张“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一条原则。
（4）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受过冲击，事后在干校学习，前后经过群众组织、干校的审查以及最后中共陕西省委“斗、批、改专案（组）”复查了一年半，于去年（1973年）11月间正式通知我：“经审查，全部否定了调查的问题，”不作新的结论，又正式写了调查报告，同意原来军委和原西北军区所做的结论：由学生时代即倾向革命，在旧军队工作是为响应抗日和为我党工作而去，未参加过任何反共活动，属地下入党。因之你以后填表时不要写我是旧军官，而是革命军人。
上述这些问题，我的意见，你如实向组织谈清楚。他们如果说要进行调查，这当然你不要首先提出，也许人家分析了以上所说的情况后就不需调查了，如果需要调查，请他们通过陕西省委来向我了解，我一方面介绍他们斗批改的调查情况，一方面还可以提出大量的材料和调查的线索。总之，你以往也不可能知道上述的一些经过。
此复并希
努力！
 景铎手启    
 十一月十四日  
胡景铎在信中对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经历做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尤其是对自己继承长兄遗志，矢志追求革命的奋斗历程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大半生的经历决定了自己是“党代劳动人民收下的干儿子”。和胡景铎相识于延安，后在天水步校一起共事的李士弼，在20多年后的1997年读到这封信时曾感慨地评价道：“胡部长起义时，我在延安，情况皆知，步校相处，实为难得，我没想到胡部长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给他女儿的信，使人阅后，思绪万千，使我们了解了胡景铎是位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真正革命的胡景铎。”
1975年3月26日，胡景铎再次给女儿胡岭梅写了一封信，期望她“成长为一个比较典型的革命儿女”。
10月19日，经省级机关斗批改小组审查，并报经中共陕西省委审干领导小组批准，对胡景铎做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
1977年3月，女儿胡岭梅在父亲的教导和鼓励下积极努力，被光荣地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77年4月22日至7月4日，组织安排胡景铎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学习。4日晚，胡景铎回到家中，嘱咐妻子第二天给他炖些肉。5日，胡景铎一大早起来就出门去上班。到午饭时，家里做好了饭却等不见他回来，张颖玲就让孩子出去找，没有找见，交通厅机关里的同志们也都没有见到他。当时延安遭水灾，大家都以为按照他的习惯很可能是坐着哪一趟车到延安救灾去了，当天谁也没有在意。
6日，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有从延安回到来的同志也说没有听到他去救灾的消息。家里人又着忙开始到处寻找。据胡景铎的二儿子胡希周和大女儿胡岭梅分别回忆，在四处找不到的情况下，又到交通厅机关去找。父亲的办公室在新城大院西侧大楼一层。在办公室外敲门，敲不开，没有钥匙也打不开门。赶快跑到办公室后窗去看，由于窗户高，够不着，便推来一辆自行车靠在窗户下，站到自行车上去看，只见父亲趴在办公桌上，大声叫了几下不见答应，就连忙找来交通厅机关的干部，想办法打开了父亲办公室的门，看见父亲手里拿着药瓶，已经再也叫不答应了。据马世猷回忆：“那天，郭忠良急急忙忙跑到办公室说，不得了了，胡厅长去世了。我们赶紧跑去他办公室，他抽屉半开，一手拿药瓶，头枕在一只胳膊上。当时就把他送到附属二院，抬到急诊室。医生来检查，说不行了。”
胡景铎去世了，消息很快在陕西交通系统传递开来。据徐桂芳回忆：“我们当时在陕北农村蹲点，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办公室电话过来说胡厅长去世了，我们在陕北的几个人都放声大哭，这么好的人咋说走就走了？”据杨巨盛回忆：“胡厅长去世在厅机关，去世后才被”发现，没有死在医院，而是死在单位，死在办公室，真是死而后已。”
胡景铎去世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和彭绍辉、徐立清、王炳南、张文舟、阎揆要、王世泰、刘秉麟、杨拯民等30多位党政军领导同志向治丧委员会发来唁电或送来花圈，省交通厅所属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家属都来到家中表示哀悼，悼念的花圈摆满了交通厅办公楼的一楼，又从一楼摆到二楼，二楼摆满了，又摆到了三楼。
7月19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西安市新城大礼堂隆重举行了胡景铎同志追悼大会，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惠世恭致悼词。悼词指出：“胡景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几十年来，他对党忠心耿耿，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理论联系实际，自觉改造世界观。工作扎扎实实，认真负责，经常深入基层，参加劳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当组织上考虑他年龄大，身体有病，为了照顾他，担任交通厅顾问后，仍然认真学习，积极工作,坚持继续革命，永葆革命青春。胡景铎同志在交通战线上工作二十多年,热爱交通事业，为发展我省交通事业做出了贡献。”
全省交通系统的干部职工从陕北、陕南以及关中各地纷纷赶来参加追悼会，送他们的老厅长最后一程，新城大礼堂内外全是前来吊唁的人。曾给胡景铎做过交通员的夏福善从绥德一路匆匆赶来，因为交通受阻，没有赶上追悼会，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新城大礼堂外面的台阶下，痛哭流涕，不能自抑，旁边的人怎么劝也劝不住。
7月下旬，习仲勋在河南洛阳面对胡景铎的二儿子胡希周连声喟叹道：“可惜了！可惜了！胡家对中国革命贡献不小，毛主席在延安时对他评价很高，把他的部队调到延安整训，很放心啊！”习仲勋向胡希周详细询问了其家里的情况，让胡希周代他向其母亲张颖玲问好，难过地说：“你大这人啊……你和你哥要把你妈伺候好，都是给革命做了贡献的人。我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就有高血压，劝过多少回，不注意。”
8月13日，《陕西日报》刊发了胡景铎因病逝世的消息。
1980年1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审干领导小组下发了陕审干发〔1980〕011号文件《关于为胡景铎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胡景铎同志于1946年7月1日被光荣地接收为中共党员，随即于同年10月在榆林率部起义，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党努力工作的好党员、好干部。”
胡景铎是在工作岗位上走完一生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他始终将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个人岗位和党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曾驰骋疆场和日寇浴血战斗，曾发动横山起义，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也曾单刀赴会促使榆林和平解放，在新中国建立后，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扎根陕西交通战线22年如一日，“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一生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是“党代劳动人民收下的干儿子”！
“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是胡景铎在陕西省交通厅工作22年间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