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故乡的老屋，大致相同，进门都是两边三间的厦子房，但房间里的顶棚却大相径庭。
我们那儿把顶棚叫仰棚。人口少的、条件好的家庭，能请来木匠吊个平平整整的顶棚。吊顶棚先用木条钉成一个个四方框，框上密密地钉上薄板，而后用黄土和泥，抹好。等干透了，刷上白灰就好了。那时候谁家要是能吊顶棚，真是叫“棚壁生辉”，全村人都要前去瞧瞧，也会高看一眼。而相反是黑顶棚。所谓黑顶棚就是没有顶棚，抬头望，直接是房架子。时间久了，烟熏火缭，黑咕隆咚的。蜘蛛网粘着一缕缕黑灰，吃饭时都怕掉进碗里，睡觉也担心蛛网落下来粘在脸上。
我家老屋的顶棚，既不是吊的，也不是黑顶棚，而是用报纸糊的。糊顶棚一般用大张的纸，家里没有，就平时收集或向条件好的亲友要。父母曾经是民办教师，在学校能积攒一些旧报纸。糊顶棚就派上了用场。赶在快过春节前，用开水烫面粉，烧成浆糊，要注意不能太稠。然后将笤帚绑在一根长木棍上，趁着劲，扫扫积灰，清理清理蜘蛛网，然后搭好梯子，用新刷子刷上浆糊，将旧报纸糊上就好了。顶棚偶尔会被老鼠咬破个洞，父亲就架起我，我坐在父亲肩头，手举着刷好浆糊的报纸，指挥父亲往东往西，摇摇晃晃地再把顶棚窟窿给糊住。
每年糊顶棚，全年齐上阵，糊顶棚不仅让人充满了对过年的期待与憧憬，而且营造出浓浓的家庭文化气氛，望着糊好的报纸顶棚，似乎满屋子都飘荡着油墨香。而我对报纸顶棚，则充满了更多不寻常的情感，因为看报纸顶棚，让我学会了认字。报纸顶棚是我童年的天空。
农村夜晚，生活很贫乏，我枕着妈妈的腿，要么听故事，要么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仰头看顶棚上的大字，跟着念:“五讲四美三热爱”“只生一个好”“冲去亚洲走向世界”……
也不知道是好奇激发的学习劲，还是从小爱学习，每天晚上我就缠着父母，看顶棚学认字，每晚能认下三、五个字。一段时间后，我便差不多把顶棚报纸上的大字认全了。白天割猪草的时候，我便向同伴们显摆：“谁帮我割草，我教谁认字。”
也许是好为人师的教师家庭基因，那时候我就当上了小老师。白天还好，大字能看清，晚上就不行了。好在父亲拿回来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顶棚报纸上的字，雪亮的光柱在字海词山中移动，我们像看电影一样兴致勃勃。一个站在炕上认真教，下面一群齐刷刷仰头看顶棚仔细学:“《小草》《我爱你，塞北的雪》《在希望的田野上》” ……后来，顶棚上的大字学完了，也教完了，我们便开始找小字。一个个仰头看得脖子发麻，眼睛发花，就有人泄气：“不好玩，不学了。”我们只好想别的办法。
想来想去，我们玩找字游戏。比如，我说出棚上一句话，让小张在三分钟内找到准确位置，输了给脸上贴纸条。有时候，找字需要站起来够着指。站起来，再坐下，坐下再站起来，也挺累人的。虽然累，但是却很快乐，尤其上学后。因为识字多，老师对我们特别好，还让我当上了学习委员。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故乡的老屋早已经拆迁了，从厦子房到平房，再到拆迁安置的小洋楼。顶棚也“与时俱进”，变成了各种“扣板棚”：石膏棚、铝塑棚、钢吊顶……有的更新潮，不吊顶，不刷白，直接“黑”顶，显得简约而时尚。
望着新时代的顶棚，我心里几多感慨，又几多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