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焕召
上了初中就有了历史课。给我们代课的是一位姓唐的老师。他是本地人，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上下，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两侧略略耸起的小耳朵下面长满了浓密的胡子，尖尖的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书生般傲气的金丝眼镜。讲课的时候，语调是抑扬顿挫的，神态有板有眼慢条斯理的，时而土话时而普通话。但是，能看得出，他对所讲的每一段文字似乎都在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口音。但是不管他怎样努力，总会在朗读课文时候，时不时冒出几句不论不类的土话来，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由于是民办教师出身，后来在上了三年师范后由小学调到了中学任教，因此使用土话已深深地刻在了他的骨子里。为此，大多数同学当着面都叫他唐老师，在背后都喜欢叫他“洋先生”。
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课程是中午上完自习过后，第二节就到了上历史课的时间。当急促的上课铃声响过之后，老半天了，教室里也见不到这位“洋先生”的踪影。对于他每次上课都会姗姗来迟这个毛病，同学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从唐老师房子走到教室的距离最多能用半支烟的功夫。然而，从他走出子门起，除了神情有点慌乱之外，就是时走时停，他会让嘴里叨着的一支四川牌雪茄冒着浓浓的黑烟，而他在这袅袅升起的烟雾中还时不时咳嗽几声，左手里捏着几支粉笔，右手一会儿摆弄领带，又一会儿捏捏裤角。最后在用手梳理完头发后，走到教室门口，先大声咳嗽一声，再吐掉停留嘴里那一口蓄谋已久的恶痰，既而故作镇静地进入教室。
在一次历史课上，多一半的同学对于“洋先生”上的这堂历史课都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再加上教室里除了闷热还是闷热，同学们有睡觉的，有看小人书的，有做其它作业的，也有窃窃私语的。我则表现的很不一样，坐姿端正。緊精会神的同时并目不转晴地观察着老师的一举一动。进入教室的唐老师先是用两只胳膊撑在课桌上，形成了一个“八”字，再用眼镜的上方的余光来回扫视一下教室，随口问道：“不缺谁吧，开始上课！”当他背过身在黑板上写下陈胜两个字时，忽然一个同学大声喊道：老师，为什么写我大的名字？唐老师听后先是一愣，随后又勉强的写完吴广两个字，立即转回身来勃然大怒道：“看看这是你大的名子么？这世上只许你大叫陈胜不许别人叫么？我看你是睡糊涂了，真想煽你一耳光让你清醒清醒”。经唐老师这一吼同学们顿时来了精神：“原来你大名字叫陈胜呀！”课堂上爆出一阵哄堂大笑。我也笑着，随手取出历史课笔记本，用笔写上陈胜吴广的标题，一副装作记笔记的样子却悄悄地用笔画起了漫画：一个中年男人弓着背穿着西服戴着领带，手拿书本，嘴里还叨着雪茄……对于这样一个再也熟悉不过的男人的轮廓，我通常会三下五除二的搞定。当我的笔正准备给画上的男人安装眼镜时，却被一只大手掐住了肩膀：“好呀！画得太好了，继续……”我猛一回头妈呀，只见自已的右肩被这“洋先生”掐着，此时先生的脸气得比煤炭窑上工人的脸还黑。他随手从本子上撕下了这幅半成品画骂道：“休你先人哩，你不好好学就是亏你大那一背笼红薯哩！”他在画的背面唾了一口唾沫贴在我的额头上又说：“今一天不许揭下来，带回家让你父母看看。”他这一骂既骂出了父母亲当时劳苦的辛酸，又骂出了对我的不满。
时过多年与同学相聚。当大家再谈起这位“洋先生”时都有颇深的印象。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洋先生一身的军装，在上飞机前向我频频招手。第二天便听说他在不久前已因病去世……
 （作者供职于商界分公司）